记者采访杨槱

上海徐家汇，濛濛细雨洒在道旁绿得发亮的树叶上。隔着一条马路，上海交通大学的满园春色尽收眼底。4月13日上午10点，在市科技局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按照约定时间，本报记者一行来到杨槱（音yǒu）院士的住所——一套面积不大、陈设普通满是书香气息的公寓，他已在家等候。这位97岁、有着“造船之父”之称的老人，头发黑白掺杂，梳得一丝不苟，西装革履，拄着一根拐杖站在门口，微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

年近百岁的杨老，思路依然清晰、敏捷。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和杨槱院士对话，我们能触摸到一个中国海洋工程领域大师不平凡的人生轨迹。

1、远赴英国留学 学成回国报效

都说人的出生不能选择，对杨槱先生来说，除了出生地北京，从小到大，他总是和有江有海的城市打交道。

祖籍长江边的镇江句容，出生在北京，4岁时到了珠江畔的广州，9岁时北伐军攻克武汉，他又来到江汉交汇的武汉，一年后随父亲离开武汉，到了南京。15岁时，杨槱再度回到广州，入读于名校培正中学（前后同学的校友中，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等）。1935年，18岁的杨槱负笈远渡重洋，来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造船专业。

5年后的1940年，欧战爆发，用杨槱院士自己的话说“在外挨炸弹还不如回国挨炸弹”。荣获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学有所成立志报效祖国的杨槱谢绝了因战时造船（舰）人才奇缺的多方邀约，在两位同学的资助下回到国内，来到川江边的重庆，应聘于民生机器厂任副工程师。到达重庆的当天，他就迎来日寇的“欢迎”——空袭和炸弹。

回忆起当年物资极度缺乏的重庆岁月，而今安坐上海家中的杨槱院士并没有觉得如何困苦，在他看来，当年“我比一般的人要好得多，那些工人是真苦，没有什么像样的设备，全靠人力，造一条船真的很难。”

1944年，杨槱先生27岁时就当上交通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到大连、葫芦岛等地工作。1955年他来到浦江之畔的上海，执教于上海造船学院，后就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兼造船系主任、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所长，“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他还兼任过一段时间的镇江船舶工业学院副院长。

杨槱先生几十年来一直从事造船工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船舶总体设计方面有深厚理论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民生机器厂时，他就参加了当时最大的川江船舶“民俗号”的设计，撰写的有关川江船快速性的论文得到了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奖励，年轻的杨槱在中国造船界声名鹊起。

2、赴美考察学习、监造美军航母

1944年11月，杨槱先生作为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团员，到美国东海岸各地造船厂及有关学校参观实习，并到费城美国海军造船厂担任协助监造官，监造船、舰，学到了不少关于舰船设计与建造、生产计划管理、轮机修理等方面的经验。而此前英国留学的经历让他在美国也同样如鱼得水，表现十分突出。即便是在当时的造船强国美国，这个说着一口流利英语，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中国上尉，一下子成了造船厂里的名人。

英语好，不出意料。因为早在中学时期，杨槱就读的广州培正中学就实行了双语教学。实践经验丰富，首先因为格拉斯哥大学注重学生的实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功底。而毕业后在民生机器厂，则让杨槱先生对造船有了更准确和丰富的实践能力。在美期间，杨槱先生还参与监造2万吨级的“普林斯顿”号航母。

“我是助理监造官，监造官是美国人，也是个上尉，他是学土木工程的，补学了1年的造船，就来监造航母了。”回忆起70年前的往事，杨槱脸上浮现笑容：“最有意思的是，有个美国女同事，她是物资供应科科长，家里是清教徒，是贵格教派的，还把我请到家里和她父母见面，很详细、正式地介绍家里的情况。还有一次，船厂财务部二十多个女职员，请我和另一个中国同事吃饭，让其他团员羡慕极了。”“那肯定是对您有意思喽？”记者问。97岁的杨槱仿佛祷告般，双手紧扣放在胸前很认真地回答：“我对女士们一直是很尊重的。我已经有了妻子，那是不可能的。”

这段美国经历，加上回国后在国民党海军执教和舰船修造（曾任海军青岛造船所工务课长近两年）的经历，后来成为“文革”时“美国特务嫌疑”的重要“抓手”，让杨槱不胜其扰。但一颗童心和好人缘，让杨槱安然度过那段多事之秋。

采访中，记者念出一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民谣：真光猪，岭南牛，培正马骝头（注：这是形容三所中学学生特点：真光女中的女孩胖乎乎，岭南中学的学生很倔，而培正的学生则敏捷活跃）……毕业于培正中学的杨槱自然而然露出孩童般的微笑。很快，在提到武汉时，他突然秀了一段小时候在黄鹤楼下听到的吆喝声：“划子过江呃，两百钱一个呃。”地道浓郁的汉口话，让熟谙武汉方言的记者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3、桃李名满天下 名利淡然视之

经过了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国家造船业的发展，1980年，杨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成为中国船舶界第一位院士。即便90岁后他仍坚持工作，熟练使用电脑写作出版了6本书。“勤奋是立业之本，好学是进步之源。”这也是杨槱活到老学到老的动力之源。

从事教育行业七十载，他培养了一大批教育界和造船界的骨干精英，他的学生中，就有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总设计师朱英富、“蛟龙”号总设计师徐芑南等。

“和我交往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是靠自己，没有靠过父母。”杨槱的父亲号仲杰，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杨槱的父亲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时的同学好友，是革命家孙炳文（与朱德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杨槱以及几个弟弟的名字，就是孙炳文起的。

“孙家的几个孩子，老凶的。我们两家有来往，但当时带我到他家的保姆说，‘这个家的小孩子太凶了，会欺负人，再也不来他家了’”。杨槱先生口中的孙家孩子，就有孙炳文的长女，中国著名的戏剧家、导演孙维世。

“我到今天，不能说什么大的成绩，如果说有什么优点，就是我有个好的人缘。”说这话时，杨槱笑呵呵地。记者深信此言——当记者提出想和杨老合影时，腿脚不便拄着拐杖的他坚持不肯坐下，而是站在藤椅前与我们合影。18年前，现任本报总编张翀煜曾经在上海采访过杨老，文章发表在1997年1月12日的镇江日报头版（见左图 资料图），她对杨老的印象就是——平易近人。

4、家乡之情常在 关注镇江发展

“我的祖籍在镇江句容，虽然也回过几次老家，但我一直遗憾没有为家乡做点什么。”谦和的杨老说。其实，作为中国海洋工程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杨老本身就是镇江和镇江人的骄傲。

“平时爷爷一直很关心镇江，一有镇江的消息，或是镇江来人，他都非常高兴。”杨槱的家人告诉记者。正是因为这份对家乡的关切之情，促成了杨槱院士的孙子、一位留学瑞典的“海归”把自己的创业项目放在了镇江新区，做的正好就是海洋工程产品（导航雷达设备）。

提到2010年那次回镇江的经历，杨槱记忆犹新：“镇江变化非常大，我兼过几年的镇江船舶工业学院副院长，对镇江还是有些了解，现在变化更大、更好了。”记者告诉杨老,现在的镇江每年都有相当大的变化，从市容市貌到产业结构，从城市到乡村，也很期待杨老能再回家乡走走看看。

“镇江是个好地方，镇江有条件，应该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在回答如何看待镇江目前的发展时，杨槱院士寄语殷殷。

大师语录

【 说造船】

“我现在已经不再研究造船了，年轻人已经超过我了，（现在）更多的做些科普和社会活动。”

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杨老做科普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影响过几代人的《十万个为什么》最早版本中关于船舶的部分，很多就是由他执笔。

“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中国的造船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不仅是和欧美的传统造船强国有差距，相比现在中国造船的主要对手日本和韩国，也有不少差距，特别是韩国，韩国人善于抓住机会，这点我们要向人家学。”

【论生活】

“我现在基本上上午看报刊，看的报纸多了：《参考消息》、《解放日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科技报》、《中国船舶报》、《中国海洋报》……下午呢，就上上电脑，以前我在交大还有个办公室，主要是为了能上交大的内网，现在不去了，就在家里收收邮件，朋友们有了什么好看、好玩的东西，就发给我看看。”

【讲人缘】

“我的人缘好。当年从英国回国，没钱买船票，有两个公费的留学生愿意借钱给我。上海解放时，我在国民党海军机械学校当教务组长。该校新中国成立前夕曾迁到福建马尾，我被迫随校前去。当时，我说我要回上海照顾一下妻儿，大家都清楚我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几乎全校的师生都到码头给我送行。‘文革’时，我倒没怎么被批斗。1980年评学部委员，那些老的大师，都蛮喜欢我的，后来上海交大校长朱物华跟我讲，我是最先被通过的。”

“其实，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不计较，还有一个，我不在背后说人坏话。”

【议钱财】

“我多出来的钱，摆在身边有什么用呢？”杨槱说，自己平日开销足够，子女也不用担心，这些钱捐给贫困学生努力读书发展，作用更大。

杨槱的孙子告诉记者，爷爷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杨槱造船奖学金”，陆续将自己的积蓄无偿捐了出去，已有近百名学生受到资助。仅近几年就捐出了数百万元。

“像我，都是靠的国家。国家发展了富裕了，我的生活也就更好了。”

【谈不满】

“我很知足，没什么不满意的。如果说有，就是两条：一是国内的院校也好、企业也好，不应该相互封锁，互相看不起。内耗很不好，没有内耗，大家同心协力，中国会有更大发展。另外一条，就是所有人都向钱看，这是不利的。”

（戴慧 陈声秦）

采访札记

这是一双长者的手，温和而宽厚；这是一颗智者的心，洞明而豁达。初见杨老，就感震撼。97岁的老人，思路依然敏捷，言辞精当而凝练，答问之间，能感受到做学问的严谨和教书育人的与人为善。

分析问题一语中的，谈起事情干脆利落，喜欢把复杂的事物简化，直截了当。这可能与杨老长期从事海洋工程有关。记得很多数学家就喜欢数学里面的一种内在的单纯的美，喜欢那种把复杂事物简化的求证与追求真理的过程。我想，杨老能在学术上有这么大的建树，又有如此健康的身体，大概和他的性格有关。

先生正直的为人、信守诺言和与人为善的做人准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我无法达到他那种境界，但对他身上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还是高山仰止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万物理，长寿而健康，此人生可遇而不可求，但在杨槱院士，却显得这样的自然而然。我辈何德何能，能有幸见到这样的大家，还能有如此幸运将大师介绍给家乡的读者？

我辈笔钝，不能描摹大师风采之百一；余等学浅，岂望刻画先生德言于详略？行文至此，诚惶诚恐。（陈声秦）

杨槱简介

杨槱，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船舶设计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杨槱分别于1962年、1979年和1986年当选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和太平洋历史学会的副理事长。他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届上海市人大常委，第六、七、八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还担任过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槱先生对我国万吨轮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他主持与领导了1.5万吨自卸运煤船的设计与研究工作；主持与领导了经济型5000吨近洋干货船与1.5万吨远洋干货船的方案设计。在我国万吨轮的定型工作中，他主持了船体型线及总布置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对我国第一艘带有球鼻首的万吨轮“风光号”的稳定性做了系统的研究，解决了该船稳性不足的问题，并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海船稳性规范》，填补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他组织研制成功的“胜利二号”极浅海步行坐底式钻井平台，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杨槱先生是我国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的倡导者，领导和参加多项有关程序的编制，对我国造船科学技术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电子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杨槱深感电子计算机技术对造船设计工作的重要性，多次倡导在船舶设计领域普及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及培养的研究生首先编制了实用性较强的货船主要尺度要素计算机程序，并得以广泛应用。以后又陆续编制了一系列有关船体线型设计和船舶性能计算的计算机程序。他率先发起并与国内有关单位联合研制了“海洋货船设计集成系统”，这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1980年国防工办、交通部和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

在上述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1985年，他与两位青年教师合编了《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一书，被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评为优秀教材。

杨槱先生是我国造船科技发展史研究的奠基人，组建了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史学组和船史研究会，开创了船史研究这一领域，成为我国船舶设计和造船史研究领域中新技术和新思想的重要传播者。

（戴慧 陈声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