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坚守社区重症精神病管理员岗位近7年，她希望全社会都关心重症精神病患者

        身材不高，年岁不大，双目有神，声音清亮。这是周利萍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1991年工作至今，这位谏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主管医师，在儿童保健的岗位上，已经服务了22个年头。

        而从2006年8月开始，她被委派了一个新任务，一个“与儿保工作完全不搭界的任务”——社区重症精神病管理员。

        一晃，快7年过去了。如今的周利萍，还在儿保医师与重症精神病管理员这两个工作内容间不断切换着角色定位。而当初和她一样，在京口区其他社区做着重症精神病管理员的伙伴们，早已全部调整了岗位。

        对她而言，近7年的坚持，是因为“这些患者、家属其实很可怜，何况我们已经成了朋友，他们信任我”。

        在她看来，“我总有退休离岗的时候，总需要有人来继续做这些事”。

        她也有心愿，“一人之力始终是单薄的。如果有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或许我们能让这些可怜不变成可悲”。

        一沓登记本，记着她与患者的故事

        回想过去的这将近7年时间，周利萍说得最多的是患者和他们的家属。

        “第一年让我做这个事情时，我就开始给患者建档，如果没记错，当时一共为33位患者建立了联系卡片。”周利萍翻开摆在桌面上的一本《咨询登记本》，记下上午发放的免费药物名录、数量后，又从柜子里取出之前的两本褶皱得挺厉害的登记本，“这两本里登记的都是前几年的情况。你看，第一本还能登记四年的情况，第二本就只能登记两年了。”

        之所以同样厚度的登记本里，所登记内容的时间跨度越来越短，是因为周利萍需要管理的辖区内重症精神病患者，已经从起初的33位，增加到了如今的75位，“并不是说患者在这几年猛增，而是因为这项工作开展时间长了，起初不了解或者不愿意说的那部分患者，被纳入了管理范围。毕竟，按照国家的规定，在这里，他们能免费领取四种常用药物。而且一些需要我办的事，我能尽力去办、去争取”。

        “最近好不好？药够不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之类的问题，是周利萍哪怕走在大街上碰见患者，都会上前小声问问的，更别说起初几年每个月一次、如今三个月一次的“全走访”。而登记本，记录了周利萍问到的答案。

        不过，这三本登记本还不是全部。在周利萍办公室的柜子里，还有厚厚一沓患者登记卡。

        这些纸质物品，不仅记录了一名社区重症精神病管理员的琐碎，也写进了周利萍与75位仍在管理范围内的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故事。

        75位患者，全部装在她的心中

        这75位患者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多岁，最小的，只有15岁。而这名最小的患者，也只是今年9月刚刚确诊后登记建卡的。

        “这孩子成绩很好，也很聪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受了刺激，结果出现了躁狂。蛮可惜的。”说这话时，周利萍眼里流露出一丝酸楚，“家长为了医治他，花了很多精力很多钱。好在通过坚持服药，目前他的状况还算稳定。前两天我在路上碰到他家长还问了，说是最近还好呢。”

        另一位让周利萍说起来就感叹的，也是个年轻患者。这个1981年出生的患者，母亲是农民，父亲身有疾患。自从患病后，这位患者的情况就不是很稳定，“经常会打骂父母，最近一次发病是在一个下雨天的晚上，他追着妈妈打，然后还把爸爸推进了河塘。家属实在没办法了，晚上10点多钟打电话给我，问我夜里市精神卫生中心是不是收治病人。我帮忙联系后，还跟着车一起把他送了上去，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回到家。仔细想想，患者是无辜的，家属则是可怜的。在我这里建档管理的患者，家里的情况都不是很好，有不少还因病致贫”。

        距离周利萍工作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远，有一位靠卖些小零碎讨生活的七旬老者，周利萍知道，老人家是为了患有精神疾病的孙子在忙活。

        “这个孩子很可怜，父亲早年因为肝癌去世，母亲扔下他跑了，原本叔叔很贴心的照顾了多年，可前几年叔叔也去世了。无依无靠又患有精神疾病的他，只能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孩子的病，老奶奶真的倾尽了全力。”说着，周利萍的话音一点点低沉下去，“孩子刚患病时，吃药还算正常，可能是因为压力大，中间曾停止服药。结果，病情有加重的趋势，孩子的性情也变得暴躁不安。有一次，我碰到奶奶，问她孙子情况时，奶奶当时就哭了。后来，我特地找到这个孩子，告诉他‘要为奶奶多着想，她是你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好在孩子比较懂事，听了劝，按时领药、吃药，现在挺平稳的，已经上中学了。”

        有困惑有无奈，她还要走下去

        因为常年与重症精神病患者打交道，周利萍也在不断补充精神卫生方面的知识，加上现实中与患者的接触，让她更加了解患者的苦楚与家属的不易。

        “一旦发病，一些躁狂型的患者会在毫无自主意识的情况下打骂呵护照顾他们的亲人，甚至伤害别人。这个时候，内心最痛苦的，莫过于患者的家人。而且即便在平时，家人还要为治愈父母、爱人或者子女的病痛，不断提供经济上的不菲开支。”周利萍说，“你看到我这里来领药的患者家属，没有一个不是憔悴、苍老的。”

        同时，社会上弥漫着的对重症精神病患者的不理解甚至排斥，也让周利萍困惑、无奈：“其实只要按时足量服药，接受正规治疗，这些患者大部分时候的状态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做事说话也会比较有条理。但在现实中，如果有谁被别人知道自己是精神疾病患者，各种歧视将是在所难免的。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在我这里登记的两名患者，由于已经能够适应正常生活，最终断然拒绝与我接触的原因。我能理解他们，我也为他们回到正常生活而高兴。”

        已经在社区重症精神病管理员岗位上坚守了近7年的周利萍，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会的，直到我退休。”周利萍回答非常果决，虽然她也承认，在事情特别纷繁复杂的时候，“我也会嫌烦。”但很快，她又开始担忧：“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对这个特殊人群的关心，没有更广范围的理解，没有更多力量的支持，路总不会是平坦的。”（记者　崔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