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福建省晋江市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在展示居住证。（资料图片）

　　在前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专家说，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

　　3年2505万农业人口落户城镇

　　报告提出，各地正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印发实施。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保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配套措施，18个省（区、市）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14个省（区、市）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初步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开辟了通道。据公安部统计，2010年-2012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到835万人。

　　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须合理设定

　　未来城镇化如何发展？徐绍史介绍，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异地就业城镇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同时，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保障城镇常住人口合理住房需求

　　徐绍史提出，要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合理满足城镇化用地需求。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公共财政体系和投融资机制，为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同时，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推动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有效保障城镇常住人口的合理住房需求。

　　解读：

　　农业人口实际落户或超2500万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提高34个百分点，基本上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近几年城镇化速度也比较快，一些县、地级市等农村转城镇户口已很宽松，只要有固定工作，住房，基本可实现。

　　因此，实际的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有可能比2500万还多。

　　首次明确提出城镇化路径

　　报告提出，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陈耀表示，近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是按照此路径进行的，但这还是第一次明确提出。

　　现在我国城市化率跟国际比还较低，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30年大约有70%的人住在城里。目前很难有明确的时间表。

　　农民工市民化存两大问题

　　对北京等特大城市而言，城镇化的步伐必然走得较慢。陈耀表示，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市民化的成本是否能够负担，市民化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涉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各方面的需求，这需要地方政府测算总的成本。而此前有学者表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成本为20万，陈耀说，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科学的数字。

　　其二，要考虑城市管理能否跟上，大城市市民化放开后，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也是一个难题。北京、上海等地一旦放开户籍，大量人员的涌入会给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适应。当前很多城市已经根据已有的供给能力，在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但希望北京这种特大城市把户籍放开，时间还很漫长。

　　特大城市可在远郊先改户籍

　　对很多特大、大中城市而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到底难在哪里？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特大城市，当地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兴趣已经不十分强烈。

　　李铁称，大城市的户籍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可以考虑针对已在大城市长期定居、稳定就业、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他们总量中占比并不高，解决他们的落户不会带来太多财政上的负担。在操作环节上，一些特大城市可以在周边的建制镇和远郊区县，率先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比如可以考虑把在主城区的长期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落户到远郊区县和小城镇。

　　据新京报

　盘点：

　　“十五”规划首提城镇化

　　资料显示，“城镇化”被官方首次采用确认是在2000年10月11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

　　这份建议里专门用500多字阐述“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对该建议进行说明时要求，“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2001年8月，一份专门针对“十五”城镇化发展的重点专项规划全文对外刊发。对于城镇化制定了5大政策措施，包括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要求各地可根据当地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城市户口迁移政策。

　　此后，对城镇化，在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的报告中都有提及。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至此，“大城市”和“城市群”成为主流认识。

　　十八大更是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

　　到2012年12月15日-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据新京报

相关：

我国14个省区市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２６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透露，截至目前，我国１４个省（区、市）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１８个省（区、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初步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开辟了通道。

　　公安部统计显示，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２５０５万人，平均每年达８３５万人。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一份关于城镇化建设专项调研报告中指出，当前，围绕人的城镇化，要把常住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逐步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属能享受所在地城镇居民等同的公共服务。

　　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报告认为，鉴于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属数量巨大，只能逐步实现，可先解决举家迁徙或长期在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和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同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住房问题，在进一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同时，结合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充分发挥企业、社会和市场的作用来逐步解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指出，在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方面，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国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１８２４万套，比“十一五”期间开工总量还高１２％左右；基本建成１０３３万套，相当于“十一五”期间建成总量。２０１２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常住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６３．９％和７５．５％，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达到８０．２％。

“城市病”困扰我国城镇化

　　徐绍史指出，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

　　报告同时指出，近年来有关部门和地方不断加大市政设施建设，市政设施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２０１１年，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达到１３．８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１１．８平方米，城市用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９７％、８３．６％。

　　“但一些城市依然存在交通拥堵问题严重，食品药品等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外来人口聚集区人居环境较差等问题。”徐绍史说。

　　为了有效医治“城市病”，徐绍史提出，应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统筹中心城区改造和新城新区建设，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城市管理方式，提升城市社会管理水平。

我国2012年城镇化率达52.57％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

　　徐绍史说，我国城镇化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必须走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之路。

　　报告指出，我国２０１２年城镇化率达到５２．５７％，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城镇化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

　　徐绍史说，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产业格局再调整，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全球市场争夺、资源供求矛盾和减排压力加剧。同时，随着国内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过去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走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之路。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