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将至，往往又到请客送礼时。近日，南京市纪委联合市财政局、公安局等八部门，对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开展严格监督检查，对违反中央纪委“四个严禁”、经查证属实的党员干部，将根据有关规定，一律先免职再调查处理，并视情况追究所在单位主要领导责任。

        短短约一个月时间内，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公款大吃大喝，反对奢靡节庆，反对“四风”。之所以屡次强调，一个主要原因即在于有人担心规定很好，但到了地方，其执行力往往会打折扣。就像刚刚被处分的山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文晓平等6名领导干部，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的“八项规定”，之所以敢于顶风违纪，参加由私营企业老板支付费用的奢靡娱乐活动，一方面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只要不是公款吃喝就没什么大不了；另一方面也和地方对以往规定的执行力度不够、缺乏必要的监督有关，或许在他看来，这一次也不会过于动真格。然而事实给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

        有舆论认为，中国眼下正进入“全民焦虑”时期，普通民众焦虑，官员老板也焦虑。而焦虑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就有不少人为过节送礼而焦虑。为晋升评职、为孝敬师长、为“求人办事”、为联络感情……再加上利用公款送礼，这些都使得送礼成为一种饱受诟病的“节日病”。而送礼者和收礼者，也常常陷入礼物越送越贵重和“不得不送”、“不能不收”的矛盾心态，如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送礼焦虑”。

        这种“送礼焦虑”，不但异化了节日的传统文化内涵，还带来了城市交通拥堵等“城市病”。节日本应该是联络感情、传递传统文化的载体，可现在“攀比式送礼”冲淡了这一内涵，使得节日成为不少人的“劫日”。而“逢节必堵”则多少表明过节送礼已不止是节日病，更是一种社会病。

        “送礼焦虑”的更大后果则是在败坏社会风气的同时，畸化了烟、酒、月饼等物品的价格。一旦它们作为礼品，便承载了不一样的价值，于是价格也是一路走高，“天价月饼”、高到2000多元一瓶的茅台酒，畸高的价格中包含着太多的水分。而在这背后，公款送节礼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前不久刚刚受审的“表哥”杨达才，其高达504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当公诉人问其原因时，杨回答说：应该是过年过节下属或者同学送礼，不知其目的。果真不知送礼者的目的？“表哥”显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因而，本质上而言，公款送节礼就是一种腐败， 一种权钱交易的表现。

        让国人从“送礼焦虑”中解脱，最需要解决的当是刹住公款送节礼的歪风。这既可以还原节日的本来面目，也是给公权戴上紧箍咒、以官风净化民风之举。因而，像河北省兴隆县孤山子镇书记边大吃大喝边辱骂人民百姓，就应该一律先免职再调查处理，如此才能让“四个严禁”做到令行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