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纪念碑

        镇江实验初中退休教师　陈宏嘉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位老师很投入地吟诵着《文学》课本的开卷之作。他的那一口歌咏式的抑扬顿挫的吴侬软语，很有效地拨动着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心弦。

        这是1956年我在镇江一中读高一时的第一节语文课，虽然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仿佛就在昨天。这节课的效果不可低估，若干年后，我们班的团支书与本班的一位“窈窕淑女”结为一对，便是明证。

        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位老师姓顾名琨，中等身材，面容清癯，不修边幅。他上课虽带课本和教案，但并不常打开，只是不经意地朝讲台上一放，便开始讲课。凡古诗文皆能背诵如流。串讲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令我等叹为观止。

        那时的《文学》课文是按时间顺序编纂的，所选皆为历代名家名篇。老师们普遍采用“注入式”教学法，每堂课基本上一讲到底，顾老师也不例外。他一篇一篇有滋有味地讲着，我们一篇一篇有滋有味地听着。大约是讲过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窦娥冤》之后，时间已到了1957年下半年，顾老师便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不知是何原因，校方命另一位学识渊博的老教师接替了他的课程。

        顾老师早已作古，听说是病逝的。我很感谢顾老师，不仅因为他给我奠定了扎实的古文功底，让我受益匪浅，还因为他的一节作文评讲课竟使我与语文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顾老师对我辈的作文要求很严，总是批评多表扬少。然而那节作文评讲课上，他竟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地朗读拙作《大学山，我的母亲》。教室里静静的，只有他那依旧抑扬顿挫的吴侬软语在敲打我的耳鼓。同窗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向我投来，刺得我脸上火辣辣的，我不得不强按住心头的窃喜，低下头来装作不动声色的样子。下课后，拿到作文本，只见文后写着“情文并茂，不可多得”八字批语并一个鲜红的大“5”字（那时采用苏联的五级分制，5分为满分），着实让我激动了好几天。

        那时，同窗们大都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奉为至理名言，因而班上重理轻文之风很盛，我亦难免俗，然而顾老师此举竟使我对语文情有独钟。于是，1959年高中毕业填志愿表时，24个志愿清一色地填上了各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我被一所师范学院录取，毕业之后，自然与顾老师一样，成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而且一干就是近四十年。不过，我从没有像顾老师一样教过《关雎》和《氓》，我只教过《伐檀》和《硕鼠》。否则，我会把顾老师教给我的解数原封不动地馈赠给我的弟子们的。

        在我的人生旅途上，顾老师像流星一样出现，又像流星一般消失。我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无法替他树碑立传。然而，我分明觉得我的心海深处高高地耸立着一座纪念碑，它上面不仅有顾老师的大名，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恩师们的雅号全都镌刻其上，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一件件悠悠的往事，连环画似的镶嵌在碑座四周，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