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不具，难语专攻” 郑文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易达到深湛。”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阅读的指导思想，是主张在广博的基础上求专深的。在他青少年时期求学的经历中，这一点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毛泽东进私塾读书，始于8岁，读了6年。当时他早晚到地里干活，白天读《四书》《五经》。这一段时间的读书方法，就是死记硬背，尽管他自己也说“不懂“，但结果却为他打下一个较好的旧学根底，“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家诗》）等儒家经典普及书中的成语典故，后来也成为毛泽东常用的语言素材。这些自幼记在脑中的警句名言、精彩段落，到成年后理解力增强的时候，便可以信手拈来，左右逢源。

  与此同时，少年毛泽东还偷偷地阅读了许多他钟爱的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比如《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之类。后来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此话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读书方法，就是要在“容易接受的年龄”读“容易接受的书”。由于他能看懂这些书，也就触发了相关的思考，比如他就发现，这些书中就“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农民只是“替他们种田”。显然，诸如此类的思考使他的注意力从文学转向了社会学，并深刻地影响到他后来的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

  不久，少年毛泽东就读到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提出，必须把西洋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物质文明引进中国，中国才能强大起来。还有一本名为《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惊呼：“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也在他心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毛泽东后来说：“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怀着救国的志向，少年毛泽东走出了韶山，临行前，他抄送给父亲一首诗道别：“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从此，少年毛泽东眼界更加开阔，读书更加勤奋，思想也更加活跃。从《湘江日报》上，他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逻辑》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等外国思想家的著作。有半年时间，他专门在图书馆读书，每天早晨一开门就进去，中午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然后一直读到闭馆。在黎锦熙老师的推荐下，毛泽东又认真地研读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认识到治学首先应以扩大知识面为要，对于自己过去只爱哲学、历史、文学，而不注重自然科学的学习感到后悔。他说：“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知识，想方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

  由此可见，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学习，不仅遍及多门学科，而且内容涉及古今中外，这为他后来博大精深的学问打下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