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关于作文我给中小学生讲了不少，写了不少，其实也都是在浇这“定根水”。

　　说到“讲”，有人往往怀疑它的实际效用，我自己也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教创作靠讲不成”。他虽然说的是文艺创作，但换成文章写作其实大体也差不多。问题在于，我们对这种话的理解往往进入了误区。仔细看看上下文就知道，他其实只是在强调“练”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取消“讲”。对学生而言，学习写作当然主要靠“练”，靠自己的“多读”、“多写”、“多思考”和“多比较”；但对教师而言，不“讲”怎么可能呢？所谓“上课”，主要也还是“讲课”，许多名师名家的“讲座”，不也还是到处受到欢迎吗？所以说，“读书不讲，隔靴搔痒”的老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关键就看你“讲什么”和“怎么讲”。

　　那么，作文教学到底应该讲些什么，应该怎么讲呢？我认为，平时主要应该讲作文的基本道理、基本规律、基本类型和基本要求；学生习作前主要讲这次作文的原则要求，或在文体特征上有所提示，或在开拓思路上略加点拨；学生习作后主要针对学生的文章进行评讲，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都要讲出道理来，使学生知其所以然。事实上，教师如果不能深入地了解学生的作文心理、作文态度和作文的实际状况，讲评就很难落到实处并解决问题，学生也很难领会老师的良苦用心。这种教与学之间的隔膜状态，主要应该由老师来努力消除。中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当他们在蒙昧中摸索着前进的时候，是多么需要老师科学的启发、适当的指点和巧妙的引导啊！这当中，不光有知识的传授，还有方法的点拨和能力的培养。只有坚持这种“讲、练、评”相结合的反复实践，学生的作文水平才能更快地提高，最后达到“教是为了不需要再教”的目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汪曾祺先生接下去是怎么讲的：“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沈从文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对汪曾祺先生的这段话，我还有一点补充意见就是：沈从文先生当时教的是西南联大的大学生，自然可以不必讲太多；而我们现在教的是对于写作知之甚少的中小学生，所以教师还是应该多讲一点。

　　关于作文的具体方法问题，我也想再讲一点意见。在阅读教学中，我们总是要去欣赏、分析别人的作品，并且从中总结出他具体的写作方法。但方法这个东西决不是僵硬的教条，在具体运用中它是会因人而异，因文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千变万化的。所以我认为，具体的方法只能借鉴，不能模仿，更不能生搬硬套。有时，我们即使模仿得形容酷似，也很难得其神，很难产生原作内在的活力和张力，更不用说感染力和震撼力了。所谓“文无定法”，大体虽有，定体则无，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有时却正在用诸如此类的“定法”、“死法”或者自以为是的“妙法”来教学生作文。近些年来，由于某种应试取向的误导，有的老师也带着学生研究嫁接移植的方法，追求华而不实的文风，导致某种类型的写法风靡天下。许多学生甚至为应试背下若干名言佳句、古典诗词以及所谓的“范文”，到时候纷纷“回到古代”、滥引乱用、生搬硬套、乔装打扮，结果衍生出许多内容空洞、附庸风雅、寻章摘句、故作高深的浮华文章来。这种不良倾向，实际上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奢靡浮躁之风的一种反映。

　　无数事实证明，学习写作必须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在艰苦的探索实践中前进。杜甫曾感叹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的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道理和得失，是必须用心思考才能懂得的。我们搞作文教学的人，光是自己“寸心知”是不行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寸心知”转变为“众心知”，而作文教学之难，也莫过于此。孔子还曾总结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其实是讲了学习的三个阶段：首先是要搞懂它的基本道理和基本要求；然后渐渐产生了兴趣，学得更加主动和积极；最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先苦后甜，乐在其中了。所以说，“知之”是“好之”的前提，“乐之”是“好之”的结果，这三个阶段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

　　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为基本掌握一般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写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呢？才能使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体验到写作的快乐呢？在我看来，主要就是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这十年。鲁迅先生在1900年他18岁时写道：“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表现出他对于写作的充分自信，说明他已具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能力。让我们以鲁迅先生为榜样，勤奋刻苦地学习，争取在这10年中把作文的基础打好吧！

　　□郑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