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1021-1086)的《泊船瓜洲》脍炙人口，品析它的文章不胜枚举。综观一些代表性的说法，人们似乎都忽略了隐含于其中的诗人与金山及宝觉的情结，因而对诗的内容缺乏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对诗的写作时间也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其实，对于《泊船瓜洲》与金山及宝觉之间的关联，王安石自己在《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王安石全集》卷28)诗中就有相当具体清楚的表述：

　　“老于陈迹倦追攀，但见幽人数往还。

　　忆我小诗成怅望，金山只隔数重山。”

　　“世间投老断攀缘，忽忆东游已十年。

　　但有当时京口月，与公随我故依然。”

　　“与公京口水云间，问月何时照我还。

　　邂逅我还还问月：何时照我宿金山？”

　　这3首诗，从作者自称“投老”即临老，以及回忆“十年”前与宝觉重逢于金山，可以确知当作于晚年退居江宁(今南京)以后。诗人以回忆与宝觉重逢于金山为基点，抒发了他对金山的怀念，表达对宝觉的浓厚友情，同时又隐含对个人遭遇的感慨。王安石与宝觉在金山重逢，是在他第三次游金山，应召赴京为翰林学士，开始迈向政治生涯的顶峰之时。他“年少”时初游金山，曾自比为“孤根”金山，表达他的宏大志向，此次入京后不久就升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革新，实现了他的“孤根”之志。 所以，金山以及此次与宝觉重逢于金山，对于他有特殊的含义，他对金山和宝觉有特殊的感情。

　　对于与宝觉交往的情况，王安石在《赠宝觉并序》的序言中说：“予始与宝觉相识于京师，因与俱东。后以翰林学士召，会宿金山一夕。今复见之。闻化城阁(在金山)甚壮丽，可登眺，思往游焉。”(《王安石全集》卷36)从王安石诗文及清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等的记述看，王安石当是嘉祐年间(1056-1063)与宝觉“相识”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母亲去世归江宁守制时，宝觉当与之“俱东”；治平四年(1067)九月王安石被召为翰林学士，宝觉当时已在金山，王安石赴京途中因而与之“会宿金山一夕”；两人分手以后，直到王安石退居江宁时，两人才又“复见”。由此看来，王安石晚年回忆的虽然只是与宝觉“会宿金山一夕”，其中却凝聚了他与宝觉多年的友情，以及与之相关的自己人生起伏升沉的感慨。

　　《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使我们想到了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它们之间，不但体裁相同，而且语意相关。尤其是“三绝”之三，连韵脚也相同，只不过“还”与“山”先后易位而已；特别是“问月何时照我还”，与“明月何时照我还”只有一字之差，显然是作者刻意所为，以强调两者的联系，突出相关的事实。这一事实当是：作者所以在写作于治平四年以后的《泊船瓜洲》中问“明月何时照我还”，是由于治平四年王安石与宝觉在“京口水云间”即金山共宿时，宝觉曾对王安石“问月何时照我(王安石自指)还”。这一点，对于我们确定《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以及深入了解诗中所包含的思想感情，有重要意义。

　　首先，以往推定《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人们都是联系王安石的仕历，扣住“春”和“还”寻找答案。而对于“还”，或理解为“还朝”，因而推定诗作于王安石熙宁七年(1074)四月罢相后赴江宁经瓜洲时；或理解为“还江南”，因而推定诗作于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再次拜相赴京经瓜洲时。两种说法，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则显示“明月何时照我还”是由宝觉“问月何时照我还”变化而来，可见“还”只能是指“还江南(含金山)”，表明《泊船瓜洲》只能是作于熙宁八年二月离江南赴汴京时。到2014春天，上距王安石作《泊船瓜洲》，为940年。

　　不但如此，以往依据熙宁八年二月赴京说分析诗意时，往往简单理解为诗人在抒发厌倦仕途，思归江南之情。《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则显示，诗人通过眼前问讯“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当年宝觉在金山“问月何时照我还”的映照，表达对金山和宝觉的怀念之情，以及表达由于此次赴京是“倍道赴阙”(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不能绕道金山相会，只能在瓜洲与金山和宝觉隔水相望的惆怅之情；同时，王安石在治平四年被宝觉“问月何时照我还”时是春风得意，而王安石熙宁八年经瓜洲问“明月何时照我还”时已经经历过政治挫折，对仕途有厌倦之意，他于其时变宝觉当年“问月”为今日自己“问月”，其中自不免有对仕途升沉的感慨在内。要之，根据《泊船瓜洲》变化宝觉当年问月为自己今日问月，联系王安石的诗文和仕历，我们在“以意逆志”解读它的诗意时，看到了它的更为丰富深入的内涵，看到了诗人对金山及宝觉的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