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打牌是17岁，相较于多数人算是开窍开得晚的。那晚在学校宿舍，和四个同学挤在一张桌边吆五喝六。班主任怕我们周末滞留异乡，思乡之心无处寄托，特地来探望我们。他在窗外发现自己纯属多虑，冷着脸推门直入。我们急忙站起，五个人一人一把牌，像捧着五束花夹道欢迎似的，尴尬又好笑。

　　我确信天下最简单的打牌方法是“小猫钓鱼”，又名“接龙”：你放一张，我放一张，你又放一张，直到新接的一张与上面的某张数字相同，比如我接了张黑桃4，目光逆流而上，喜见一张红桃4正在那里桃之夭夭，那么，这两张点数相同的牌之间其他所有的牌就全由我席卷而去。这实在是一种单凭运气毫无技巧的牌类，称为“懒汉牌”亦不为过。玩久了会觉得枯燥，但仍然顺着惯性玩下去，就像嗑瓜子嗑到最后，成了手和嘴的机械运动。

　　最本源的牌种应推“跑得快”，又名“争上游”，谁的牌先脱手谁赢，输满五十四张算一局。照说这类的打法也颇幼稚，但后起的“斗地主”“炒地皮”“八十分”“掼蛋”无不以它为基础，好比豆腐、百页、素鸡全从豆子脱化而来。这样一推究，它的幼稚其实是大巧若拙，是混沌、简易中蕴含了无数生发演化的可能性。

　　说到牌张本身，我们从小习见的是顶普通的那一种，J、Q、K的画像如同庙宇中的佛像，眉梢眼角，衣着打扮奇怪：有头有肩有腰，腰以下又是肩和头，两个半身拼成一个整体。最另类的是卡通牌，图案是米老鼠、唐老鸭、汤姆、吉瑞、葫芦娃、黑猫警长等等，中外一家，世界大同，再和气没有了。还有种明星牌，只流行了短短的一阵，印的是九十年代的港台明星，关之琳林青霞张学友张国荣等，是他们最锦绣风华的状态。时过境迁，有些明星已然去世，其余的也年华老去，明眸晧齿变成美人迟暮，雄姿英发化为疲态尽显。谁要是家里还有这么一副，倒很能引起些岁月如梭的感慨。

　　我们一般所谓打牌，其实还包括打麻将。说起来麻将这东西名声不雅，大概总与赌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细想是冤枉了它。纸牌一样能赌，下棋也有人赌，连世界杯都有博彩，“彩迷”的热情丝毫不比球迷逊色。在赌徒眼里，世上无一物不可赌，麻将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一直倒觉得麻将比纸牌精致和有意境。单看牌上的图案，春夏秋冬，雕工细巧；梅兰菊竹，疏密有致。就是东南西北风和繁体的“发”字和“万”字，也一径儿透出翰墨清韵。诚然，红中白皮、条子饼子有些世俗气，但非如此不能显出亲民的一面，第一流的艺术品多是雅俗共赏的。

　　我七八岁时就见过父母陪外公外婆打麻将。早期有四张牌叫“逢人配”，又名“百搭”，分别画着猫、鼠、县官，另一张忘了。难忘的是你手上缺什么它就算什么，因为跟谁都能配，故名“逢人配”——后来引申为作风不好的女人。汉语的神奇，实非外人所能想象。

　　我和老同学也打过麻将。我们边打边聊，气氛融洽，乐在其中。谁输到十块钱就封顶，再输就不付钱了。这时候麻将桌只是一个叙旧的场所，但见和谐，不见硝烟。通常我们会在茶社的包间里，窗帘、椅套、麻将桌是一色的苹果绿。墙角的假花草和墙壁垂挂的塑料藤蔓也是绿的，年深日久，从当初的新碧变成如今的墨青，鲜活不再，质地依然，如同我们几个越来越不年轻的打牌人。

　　当然并非所有麻将桌畔都这么平和。曾听说小区附近的棋牌室里，有老人输急了血压升高，当场晕厥的；再如电影《听风者》，周迅饰演的共产党特工假借另一个身份做掩护，与三个国民党间谍打麻将，唇枪舌剑，彼此试探，暗流汹涌。柏杨在《西窗随笔》里写到抗战时一则轶事：当时某文人宣称“国家事，管他娘，搓搓麻将”，“被鲁迅骂了个发昏第十一”。

　　近几年网络势力大张，各类游戏纷纷被它收编，打牌也好，麻将也罢，通通从桌上移到了电脑上，好处是方便快捷，不占地方，坏处是把两种活色生香的娱乐抽象化了，不是可亲可感可触，没那么有血有肉有温度。纸牌摩挲手指尖的粗糙，麻将从手掌滑落的光洁润泽、微带清凉，还有合作者脸上会心的表情，对手面部莫测的笑意，有人偷牌被抓到的窘迫，乃至洗牌时的窸窸窣窣、噼里啪啦，牌盒子里淡淡的香料味和灰尘气……一齐抽离了，余下的只是争斗竞逐之心。

　　这情形很让人联想到从写信到电子邮件，从寄明信片到发QQ贺卡。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人在车上，起初只觉得兴奋的眩晕，沉淀下来才发现许多风景已不可复现，虽然可惜，却又无奈；明知是不可逆的趋势，毕竟还是有着难言的恋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