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部委、央企甚至于高校，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政策通道，进行带有福利性质的分房和建房。一位曾在国家发改委任职的学者表示：目前部委公务员中，科级以下的年轻公务员每月只能拿到3000元左右，租房都困难，根本承受不起买房的压力。如果不给这部分年轻人提供住房保障，他们会觉得没有希望。（7月11日《财经国家周刊》）

　　如果单单从年轻公务员无力买房角度看，是该给予他们“政策庇护”，重启“福利房”并无什么不妥。然而，比年轻公务员更加“贫穷”的人怎么办？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缓慢的背景下，贫困群体或成“蚁族”，或“蜗居”，甚至只能给自己建一个“蛋形蜗居”，或者干脆住进“集装箱”。较之那些年轻公务员来讲，他们更需要一个“安身之地”。给公务员“福利房”多少有点“锦上添花”的味道，让更困难群体安居则是“雪中送炭”。

　　“退休”的福利房重新“上岗”，涉及政策伦理。伦理是公共政策的内在诉求。拉斯韦尔曾指出：“公共政策科学是一门以社会中人的生活的更大问题为方向的解决问题的科学。”公共政策不仅关心政策的具体目标，而且要追求更加宏伟的目标，那就是对人类公共生活的伦理关怀。现代的公共政策越来越多地关注伦理和价值维度。有关人士认为，确定正确的政策伦理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前提。政策伦理比任何单个的政策都更加重要，原因在于所有的政策都是依据政策伦理制定和执行的。福利房政策是否有违“政策伦理”？

　　国情决定了很多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说过：我觉得要把满足广大困难群体的基本公共需求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点。因此，要优先为困难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如果说，年轻公务员已成为社会中“最慢的船只”，启动福利房自然是“雪中送炭”。

　　“福利房”不能成为“近权楼台”。眼下的福利房尚处于“隐性”，偷偷摸摸的，一旦“显性”，将更加毫无顾忌，公权力就会明目张胆地“大兴土木”，让福利房政策成为“近权楼台”。与其重启福利房政策，不如完善保障性住房政策。福利房锁定的是公务员这一特定群体，而保障性住房则是面对所有的困难群体。政策的伦理与价值维度一目了然。确实，公务员群体里也有贫困人群，那么，不妨将其归入困难群体，用保障性住房政策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