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竺捷  本版摄影 竺捷

　　今年93岁的杨际潢，是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持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1944年底，这位昔日的富家子弟，曾被山北县（镇江县）抗日联合政府任命为小学校长，也曾遭敌特逮捕而经受严峻考验。

　　近日，记者有幸拜访了这位革命老人，听他回忆抗战时期镇江文教战线的故事。

　　“潜伏小组”3人

　　均获抗战纪念章

　　听知情人介绍，丹阳后巷有一个抗战时期的地下党文教支部，3名老同志依然健在，而且都荣获了抗战胜利纪念章。记者很想促成3位老人聚会，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经联系，发现他们是新四军北撤后，奉命留守、以合法身份潜伏的一个地下情报小组。出生于姚桥镇华山村的杨际潢老人就是其中一员。

　　杨老现住在扬中市区，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见到记者，他激动地从床头摸出一只红色小盒，拿出纪念章戴在胸前。记者看到，这枚特殊的纪念章厚约2毫米，直径60毫米，铜质镀金，纪念章上的图案由6组利剑、变形字“60”、5颗五角星、延安宝塔山、和平鸽与橄榄枝组成，在白衬衫的映衬下金光闪闪。

　　老人抚摸着纪念章深情地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结果。我只是在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过程中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10年前仍然健在的老同志都获得了这种纪念章。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对于那段饱经忧患的历史不了解，应该把我们经历的记录下来，留给子孙后代。”

　　杨际潢说：“1923年阴历七月十八，我出生在丹徒东乡的有钱人家。初中落榜，后来考进安徽中学，但大哥不幸病逝，生活没了着落。1940年，正值国民党中央工兵学校招生，我便设法投考，去湖南零陵受训。而在军校受训3个月，了解了一些教官贪腐内幕后，我便煽动同学逃跑，被定为主谋，两个月后我离开军校，在同乡介绍下到安徽屯溪警察局当了一个月警察。我发现从局长到一般警察也都是无赖之徒，因不愿与这些人为伍，便辞职了。”  

　　这之后，杨际潢开始了新的人生。

　　接受进步思想

　　走上革命道路

　　1941年，杨际潢回到家后，发现自家楼房成了废墟，被鬼子烧尽，二祖母葬身火窟。他决心当农民为母分忧，这才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意，想起祖父说过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于是刻苦自学，等待时机。

　　当年五月，为解决生计，承姑父介绍，杨际潢到后巷靳家埭小学任教。该校学生只有五六十人，小到六七岁，大到十七八，从幼儿到五六年级，既用教科书，又读四书五经，他自感为人师表不易，认真备课勤教苦练，每日上课8小时，还自学至深夜。

　　杨老说：“我目暏许多共产党干部和部队的善行，渐渐对其产生好感，从拥护到积极参加活动，后被委任为乡文抗会小组长。后来通过表哥康强，与地下党接通关系，完成党交给我刻印战报和学习宣传材料等任务。这些工作都是半夜里进行，夏天有蚊虫叮咬，寒天手脚冻得麻木，通宵达旦，有时接连几天，白天还照常上课。”

　　有一天下午，他正刻写组织急需的《军事作战十大原则》，突然闯进4个警察，手持冲锋枪直奔教室，学生们迅速报警，并把文件转移收藏。杨老则手拿刻印的歌曲出面应付敌人，敌人四周观察－番，没有发现可疑，也就怏怏而去。敌人隔三岔五地围剿，处在这白色恐怖中，有惊无险的事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有一次，友人杨振声寄地下刊物给我，被特务查去，把我押解到镇江，关在敌看守所52天。家里花去几担粮食请人保释，终于顺利出狱，又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地区特派员为此书面表扬我，称我是‘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教育的坚强战士’！”

　　夫妻并肩战斗

　　遭遇生死时刻

　　杨际潢告诉记者，他从安徽回到家乡后，“母亲为留住我不再远走高飞，便托人做媒。我的条件是，不识字的不要。媒人介绍了在杨家祠堂读私塾的曹秀英。我去看了一眼，只见眉清目秀，一见钟情。后来，还看到她写一手好字，更觉得人品文化都不错。1942年阴历三月初五，我家终于用花轿把她迎娶过门。婚后发觉她学习积极，每天写日记、学算术和珠算，大有长进，替她改名凝冰。”

　　在地下斗争中，杨老把凝冰带到学校，既学文化又学政治。同去学习的还包括他的两个妹妹，凝冰帮他刻钢板、油印，还帮他做一些其他革命工作。

　　“我对学生的教学也有新招，教科书歌颂国民党，我则痛述其罪行。我还摘抄《文汇报》等文章作教材，用进步刊物《中国史话》等做课本，每周为学生作一次时政讲课，还联系几个同志办起了《小教文稿》、《耕耘》自阅习作的读物。我把学生编成各年级小组，实行‘小先生制’，还成立‘自治会’，让他们出墙报、阅读图书，搞文娱、生产学习等活动。即使我离校几天，他们也能照常上课，学习秩序井然。我还训练他们做通信、侦察、保密、掩护等方面的工作，个别岁数大的学生后来还被我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

　　“有一次，组织上派我去上海买《群众》杂志及其他物品，约好在党员魏玲家中接头。我们刚谈好工作，敌兵一个连，手持冲锋枪突然往我们这边跑步过来。区委书记立即烧掉文件，武工队组长和老交通员各拿起手枪、手榴弹准备战斗。他们将大门大开，掩在门旁，枪口对外，随时准备射击、投弹。我和妻子则端坐在院子里，假装晒太阳。谁知敌兵竟毫无觉察，跑步而过，一场生死战斗就这样擦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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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期间东乡小学状况

　　据史料记载，当时镇江东乡有两种小学，一种是较大的集镇上的“完全小学”，或有两三个班复式教学的各乡“中心小学”，能获得抗日民主政府一定的经费和新教材等支持；1944年之前，这一带尚没有一所6个班级的完全小学。一种是民办的“私塾”或“改良私塾”， 约占70%。老师大多不会算术，但教珠算。

　　这些学校依照古老的传统教学形式，单班独教，让学生死记硬背古书。学生没有一定的年限，找到职业后就停学。老师由学生轮流供给膳食、旱烟和油灯等物，一般每人年薪在1000斤至1500斤米左右，教师使用的笔墨纸等物，则自己购置。

　　那时有两种教材，一种是汪伪政府发行的“国定”课本，推行奴化教育；一种是抗日民主政府编印的教材。语文、常识通常采用“抗日”教材，算术、历史、地理和自然课本用的是“国定”课本。在《常识》教材中，编入了卫生知识、农业知识、副业生产知识、破除迷信和气象知识。还有兵器知识，如手榴弹和地雷的构造和使用方法，以及杀敌的作用等知识。

　　当年，学生同时要准备两种课本，“抗日”课本一律放在课桌的右上角。每天有儿童团员在村庄四周放哨，遇有敌伪军下乡淸乡、扫荡，学生迅速将“抗日”教材由后排向前排传递，再由班长隐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地方，拿起其他“国定”课本装模作样地学习。如果“抗日”教材被抄去，学生和老师则有被抓甚至杀头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