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风吹

　　■文/朱凯生

　　凯风自南来。

　　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晓。

　　度过半生，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才渐渐明白，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

　　为了弄到一点零钱，我们不惜铤而走险。鄂东农村田头地边长着一种高大的乔木，叫做木籽树。这种树能结出一种叫做木籽的果实，一串一串的，每串上有数十上百颗木籽，大小、形状跟石榴籽差不多，外面长着一层白色的蜡质，据说可以榨出高级润滑油。这木籽当年可以卖到3角钱一斤，接近猪肉的一半，相当可观。放学路上，我们早就盯好目标，下课后，等大部队都走了，几个人磨蹭到最后，看看四下无人，几下子就爬到树上，折下木籽串往书包里装。此时已是深秋，树叶已经落光，树枝很脆，一折就断。我们动作很快，不到5分钟，手边的木籽就被一扫而空。剩下的木籽都在高处，树枝很细，爬不上去，就留着吧。

　　并不是每次采摘都很顺利，有时我们也受到惩罚。树上长着一种毛毛虫，浑身硬刺，如果被它刺到，那种带痒的刺痛会给你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我们每个人都被刺到过，有个小伙伴有一次痛得松了手，从树上掉了下来，好在没有摔断腿，但痛得龇牙咧嘴，满脸是泪，还不敢大声叫唤，怕人家发现。风险大，收益自然大，一个秋天过去，我们每个人都能“挣”上几块钱。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比我父亲忙半个月都强。

　　当时，这木籽树属于生产队所有，我们采摘木籽，完全是偷窃行为。老师讲过多次，偷东西是坏行为，但我们只听进去一半——私人的东西不偷，集体的东西不偷白不偷。尽管偷东西会被抓起来游街，但我们实在架不住木籽的诱惑，那一树白花花的木籽，就像挂了一树的硬币，那么多钱挂在树上，不偷怎么对得起那副好身手呢？

　　不仅偷木籽，大集体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偷过。印象比较深的，一是偷猪粪，公家的或是绳子拴养的猪粪都偷，装进土筐提回家作为肥料；二是偷柴火，当时大队有个林场，山上灌木比较多，我们经常溜进去偷割，背回家做柴火；三是偷烧瓜，烧瓜是一种本地菜瓜，两个拳头大小，可以生吃，也可以炒菜，边吃边跑很有成就感；四是偷鱼，鱼塘属于生产队，我们把塘水放干，竭泽而渔，收获固然很大，但行为很是可恶，我干过一次就再也不干了；五是偷鸡蛋，那时生产队有好几个稻草垛，每个草垛有五六米高，很结实，冬天里，小孩子喜欢躲进草垛，又暖和又好玩，有的母鸡喜欢在草垛里下蛋，我们钻进去找，找到了就藏进口袋，从来不送给主家。总的感觉是，偷东西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说出来也不丢人。

　　那时老师总是教育我们说，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金，偷针挨人骂，偷金挨枪子。班里有个女生喜欢小偷小摸，有一次，一个男生带来一支很华丽的钢笔，那是他家里亲戚买了送他的。有一天，他的钢笔不见了，老师很重视，立即召集大家开会，要求“拿”钢笔的同学交出来。我坐在位子上，莫名其妙地紧张，如果老师怀疑是我拿的，那就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再告诉我父亲，一顿暴打是挨定了的。一想到这里，我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不要以为没有拿东西就可以气定神闲，事实上，我身边的好几个同学都很紧张，他们跟我一样，十分担心被查问。那年头，你有没有偷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师认为你偷没偷。最后，有人检举，老师在那个女生书包里找到钢笔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刷过去，她再也没有抬头。第二天她没来上学，我以为她不会再来。可是第三天她来了，神色如常，我虽然不喜欢她，可心里还是很佩服的。不知道老师那一巴掌刷的疼不疼，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跟家里解释的。如今我偶尔会想起她来，不知道她后来嫁给了谁，现在还偷不偷东西。

　　我偷东西也被抓住过一次。那是偷大队养猪场的猪粪，被饲养员发现了，他追了很久，最后抓住了我，他把我偷的猪粪倒进河里，还把粪筐狠狠地摔了几下，丢下我站在河边发呆。把这件事跟老师刷的那一巴掌联系在一起，我得出一个结论，偷集体的可以接受，偷个人的不允许。偷集体的顶多算是调皮，偷个人的就是小贼。调皮是正常的，小贼就有点危险了。事实上，小时候偷了那么多，我从来没有内疚的感觉，没有觉得对不起哪个。相反，每次回忆起来，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儿时的几个伙伴都偷过，他们都觉得小时候的那种偷窃算不了什么。

　　后来我想，鄂东乡间民风淳朴，一向厌恶偷窃，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偷窃，父母却不予管教呢？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农民是反对集体所有制的，偷窃就是对这种制度的反叛。对这种说起来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没有的公有制，农民没有办法公开对抗，于是，就对孩子偷窃集体的东西持默认甚至怂恿态度。但是家里反复强调，集体财物可以偷点，别人家的东西千万不能偷，我们也恪守这一点。我们不是好孩子，可如今并没有变成坏人。今天那么多腐败分子，他们小时可能都是好孩子，没有偷过东西，没有做过坏事，家长爱护，老师喜欢，可谓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可是长大后却做了那么多坏事，不仅偷钱，偷人，还偷国家。可见，“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话靠不住，老师说的“小时偷针，大了偷金”的话也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