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认为贫穷是因为不够勤快，只要肯干就不会受穷，所以总是拼命干活。但不管他一年到头怎样辛勤劳动，年终结算时总是长叹一声——又超支了。父亲很困惑，说怎么搞的，我一年忙到头，汗流了几缸，皮脱了几层，怎么就是挣不到钱呢？

　　他不知道在当时情况下，越是勤劳，就可能越是贫穷。那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每个公社下面有好几个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大队下面又有十来个生产队，由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组成，相当于现在的组。人民公社管理人员是拿工资的，叫做国家干部，是乡下人羡慕的对象。公社管辖范围内的每位农民统称社员，这个“社”，原先是合作社，后来是公社，反正是个组织，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得入社。当时有首歌这样写道：“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藤儿越壮瓜越大”。唱着很顺口，其实农民不全是自愿的。公社是根藤，可从来就没有壮过，更不是常青的。社员是个瓜，但不是甜瓜而是苦瓜。

　　那时的经营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最小的基层组织和经营单位，单独核算。设有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妇女主任和民兵排长。队长负责安排农业生产，带领大家出工；会计和出纳负责管理生产队的财务和账务，还负责计算出生产队社员每年年终应分得的粮食和现金；保管则负责生产队的粮食仓库和生产物资。每天，生产队长安排社员到田地里劳动，这叫出工，出工才能有工分，工分由会计负责现场登记，每家每户所得的工分是年底分粮食和现金的重要依据。劳动力多的家庭，工分就多，年底就能分得现钱，叫做进钱；劳动力少的家庭，收不抵支，叫做超支。

　　工分制规定，一个壮劳力一天10个工分。家里劳动力多，干的活就多，工分就多。但问题是，干活多并不意味效益高，有的人干一天可能还不如别人干一小时，因为劳动里面有智慧。生产队打工分并不考虑效益，只要你出一天工，就是10个工分，至于你的劳动是否产出了10个工分的效益，谁也不管。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就是生产队贫困的微观原因。

　　每年，生产队生产的粮食首先要拿出一部分上交国家，这就叫交公粮，农民也叫它皇粮，亦即封建时代的税负。余下的粮食还要提取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集体提留，如果粮食不够，集体提留就少或者没有；剩下的粮食按人口分给社员，分给社员的粮食叫口粮；吃不了的叫余粮，社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这就叫卖余粮。

　　我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约有100亩水田，主要种植两季水稻，或一季油菜、一季水稻。当时正常年份里亩产约600斤，如果全部种上两季水稻，年总产量约12万斤（如果需要种植一季油菜，就只能种植单季水稻，年产量大约是6万斤，这绝不允许）。每年上缴的公粮约为4万斤，剩下的粮食大约在8万斤。全队100人（很神奇的数字，多年不变），按每人每年需要500斤稻谷（即每月40斤）计算，需要近5万斤稻子才能糊口，这是刚需，少不得的。

　　也就是说，正常年份里，生产队每年大约剩余3万斤稻子。作为余粮，必须全部卖掉或卖掉一部分，获取一部分资金，以维持生产队日常开支。记得那时水稻价格是0.11元，如果卖掉所有稻子，获得的3300块钱就是生产队一年的可用财力。

　　这点钱，首先要支付给结余家庭“进钱”，剩下的钱要维修农具，要买柴油、化肥、农药，要看病买药。用农产品交换工业品，农民吃亏很大。物价上涨时，农产品价格也涨，但涨幅往往低于工业品价格的涨幅。而物价下跌时，工业品价格也跌，但跌幅往往低于农产品价格的跌幅。这就是剪刀差，是农村为支持城市发展做出的巨大牺牲，也是农村贫困的宏观原因。

　　我家每年大约挣4000个工分，按1个工分6分钱计（一般在3分到1角钱之间），毛收入为240元；主要开支方面，全家5口人，一年的口粮是水稻2500斤，需275元；小麦100斤，需16元；红苕1500斤，需45元；菜油60斤，需40元；还有一些开支，比如分得的棉花、芝麻、花生、大豆等，我不记得价格，就不算在内了。总开支是376元。收入与支出相抵，超支136元。面对这笔巨款，父亲除了一声叹息，什么也做不了。至于每年要买的衣服、食盐，还有看病、学费、作业本等费用，不算也罢。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大家都看出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都在磨洋工。后来连父亲也看出了问题所在，说这种集体劳动害人呢。我不敢问父亲，就经常问奶奶以前能吃饱不，奶奶说吃不饱，我问怎么办呢，她说可以出去讨米，我问怎么不是讨饭，奶奶说她乞讨的时候，好心人不给饭，而是给米，回家煮给一家人吃。我说如今也吃不饱，跟以前还不是一样？奶奶说现如今是吃不饱，可是有毛主席领导，将来会吃饱的。我最崇拜毛主席，相信有吃饱的将来，可将来却迟迟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