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罐碎片棱角的多少，跟时间有关。时间过去越久，雨水冲刷越多，碎片就越是圆钝。但有一种碎片，不论怎样冲刷，棱角仍在，锐利如初。饥饿，就是那堆碎片中最为锐利的一片，时不时戳我一下，想忘都忘不了。

　　我对饥饿的记忆，是从母亲去世后开始的。记事以来，母亲一直腿疼，总是杵着一张小椅子，既做拐棍，又随时可坐。母亲自己身体不好，就把我当成她的命。姐姐说就没见母亲做过别的事情，似乎母亲的全部使命就是使我能够活下来，活得好。这种母爱把我笼罩在温厚的帷幕里，完全感觉不到外面的冷暖变化。我从来没有想到母亲会离开我，没有想过这个舒适的帷幕会消失。当母亲突然离去，除了伤心，我没有其他感觉。

　　母亲走了，我才知道后果很严重——我9岁，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照顾自己。在我手忙脚乱的同时，还要帮2岁的妹妹穿衣服，帮她洗脸洗脚，带她出去玩，晚上想妈妈时还要哄她睡觉。其时姐姐即将出嫁，白天劳动，晚上忙家务，还要安慰我们。奶奶70多了，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耳朵半聋，无法照顾自己。家里没人打理，乱糟糟的不像个样子。没有办法，父亲接受了亲友的劝告，为我们找了个继母。

　　继母很能干，家里很快正常起来。父亲得以全力以赴下地干活，他要拼命挣工分，养活一大家。但说起来也怪，不管父亲怎么勤劳，家道却是一年不如一年。母亲在世时好像什么都有，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母亲一走，就每况愈下了——吃不饱饭，油水很少，基本吃不到肉，新鲜蔬菜也很少，总是吃腌菜。更有甚者，粮荒时分，总是吃红苕（即红薯），一吃就是两个月，吃得让人绝望。

　　暮春时节，存粮吃完，新米未熟，没有东西可吃，只好以红苕果腹。红苕是头年秋天从岗坡地里刨出来的，每家可以分到1500多斤，挑回家藏在地窖里，用黄沙埋住。窖藏了一个冬天的红苕，有的已经发芽，有的开始霉烂，不论是煮还是蒸，都难以下咽。首先是吃了会“瓦酸”，胃里酸水一阵阵地往上泛；其次是没营养，村里有句粗话，说吃下10斤苕，撒不出一泡尿，半斤泥巴半斤屁，剩下9斤全是屎。几个半大孩子聚在一起，放屁声此起彼伏，大家笑作一团。三是不顶饥，吃下去不少，很快就饿了，干农活根本顶不住。

　　记得我12岁那年，一个春天的中午，直到下午1点多，饿得我前心贴后背、浑身虚汗的时候才收工。回家后手都没洗就奔向灶台，一看到锅里只有几个红苕，碗柜里只有半碗腌菜时，我一下子躁起来，冲我姐喊道：你们吃稀饭，我吃苕，太不公平了。后妈不吱声，我姐委屈地说，我们吃的也是苕，哪有稀饭啊。那时我饿极了，脾气特别大，一边啃着苕，一边嘟嘟囔囔地骂。父亲很生气，一个老栗子敲过来，痛得我差点噎住，额头上顿时起了两个小包。我往外一扫，红苕滚了一地，粗瓷碗顿时碎成几块。我站起来，瞪着父亲，父亲愣住了，打我的手举起又放下，默默地走了出去。花狗冲上前，一口咬住红苕，几下子就吞了下去，接着又叼住一个，飞快地溜出厨房——它比我还饿。我号啕大哭，冲出屋子，身后传来姐姐带哭腔的喊声。

　　那天下午是怎么熬过去的，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但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眼里都带着泪花。

　　这种饿感许多过来人都有。张中行在《流年碎影》里写道：1958年，母亲因食不饱而移往天津，其时我住在北京，也感到吃不饱。所知是浑身无力，渴想吃荤的、甜的，将到饭时就起急，恨不得立即端起碗。在张贤亮笔下，西北挨饿的场景更是惊心动魄——粮食吃完了，吃种子，种子吃完了，吃树皮草根，草根没有了，吃观音土——最后是等死。跟他们比，我挨饿的程度没他们严重，但时间长些，他们挨饿大约三年，而七十年代我们挨饿至少五年。

　　为了说明现在过得好，村里长辈经常忆苦思甜，说那三年挨的饿，才是真的饿，现在还有苕吃，那时什么都没有，能吃的野菜、草根都被吃光了，有人抗不住，跑出去讨米，可还没出公社就被遣送回来，关在大队部里办“学习班”。县里要求公社、大队在几个重要路口设岗哨，民兵戴着红袖章，拿着武器守在路口，不让人出去讨饭。缸里没有粮食，山上没有走兽，地里没有野菜，最后只好在家里等死。我爷爷就是这么死的。后来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村里人都说不知道，只记得饿是突然地来，慢慢地走，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感觉。到如今，除了挨饿的人还记得一些事情，村子里没留下一点痕迹。

　　直到今天我还认为，在所有的苦痛中，饥饿是最难忍受的，在所有的食物中，红苕是最难吃的。没有一种感觉能像饥饿那样让人惶恐，没有一种感觉像吃红苕那样让人绝望，所以我至今不肯吃苕。餐馆里上红薯的时候，我从来不夹它。有一次朋友硬是夹来一块，我硬着头皮夹进嘴里，味道甜甜的，软软的，蛮好吃的嘛。我有点糊涂了——究竟是我过去的记忆有误，还是今天的红苕进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