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身上，都有童年留下的深深烙印。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也是如此。他说：“我会画漫画，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歧视，让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朱德庸的漫画作品包括广为人知的《双响炮》、《涩女郎》和《醋溜族》。 

　　直到去年，朱德庸才知道自己患有亚斯伯格症，一种“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

　　54岁的朱德庸说，我小时候一直很不快乐，非常非常不快乐。小时候我觉得世界不是我的，但我又跑不掉。不管是我有没有能力跑、懂不懂得跑，我都会卡在里面。 

　　我去舅妈家，拿一个玻璃杯倒水喝，正要喝，舅妈过来，把杯子拿走：“这杯子很薄，很贵！”另换一个很粗、很厚的杯子给我。那种感觉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一个人欢迎我。大人对我没有一丁点信心。 

　　我对外面的世界没办法、没能力，只能回到我的世界。我的世界里，一个是画画，一个是虫子。院子里，所有的虫子我都玩过，那画面我现在都记得，一个小孩蹲在墙角，一下子跑到这个墙角，一下子跑到那个墙角。只有在虫子面前，我最自在，因为它们对我没有威胁感，也不会不接纳我。我不用在它们面前自卑，我和虫子是平等的。 

　　我看人，像看虫子。大学时，我请同学吃火锅，一边吃，一边放音乐，音乐慢了，他们的筷子也慢，音乐快了，筷子也快，我就很乐。但我不喜欢人，很难参与人，人一多，我就不是我自己。我像一只海豚，放出一个讯号，又弹回来，没有回应——我和世界的交流是单向的。 

　　小学五年级，我和一个同学去邮局，他很自信，跟我讲：“你去柜台问一下，××邮票出来没？如果没有，什么时候出？”我却从兜里掏出10块钱，那时是很大的钱，我递给他：“这10块钱给你，你不要叫我去问。”他看着我，眼神很奇怪，意思是，你问就好了，干吗给我钱？其实，掏钱出来，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等于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 

　　你想，一个小孩，太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切事情告诉你，你是一个很蠢、很蠢的小孩，我很自卑。直到去年，我53岁，我终于知道我有亚斯伯格症，一种自闭症。那一刻起，我原谅了自己。 

　　我换了3个补习班，该考上的都没考上。上私立高中，第一学期就被留校察看。我什么也没干，喝酒，跳舞，追女生。晚自习别人做题，我就一个人出去校园里走，因为我一道题也不会。 

　　我沦落到最差的学校，居然警觉了，死马当活马医，拼命念书。高考前，我最好的朋友来看我，我很高兴。临走他跟我说，你没希望了，考不上的。说完就走了。那是我又一次看到人的恶意。本来我们都是混混，突然我要往上爬，他心里接受不了，所以他才来看我，要给我一棒。 

　　我还是没考上大学，考上一个三专。去念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你千万不要再被退学。结婚以后，我才知道我有识字障碍。所以我学不会。那些东西无法在我脑子里停留，第一行字看完，看第二行的时候，第一行已经消失了。 

　　亚斯伯格症人与外界沟通有一点偏离，以为说清楚了，以为接收到了，其实没有。我的复健老师也有亚斯伯格症，我太太听我俩聊天，快要疯掉，她说，他讲一你讲五，他讲四你讲九，最好玩的是你俩还一直讲下去，但是从没讲到一起过。 

　　我会画漫画，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歧视，让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妈妈对小孩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而亲戚对待你的方式就是社会对待你的方式，非常现实。 

　　认识我太太之后，像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被投放到地球来，两个同时被撞，同时被人转一转，拍拍头，有时我跟太太两人都会躺在床上沮丧，想不通，到底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好像再也没办法画下去。两个人讲着讲着，很难受。好像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

　　我从来不是个称职的爸爸。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一天到晚把他弄哭。我从来不让他。在我的意识里，坐下去开始玩就是两个小孩的战争。我不但不让他，我还吓他。 

　　有一次他哭着去找妈妈，我太太告诉他，其实你爸爸身体里住着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他那以后就没哭过，他说爸爸我让着你，因为你比我小。我儿子到现在都常常让我。他今年22岁，已经变成大人了，我好像没有变化。 

　　如果有一天我变大人，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节摘于《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