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8版:B12 银潮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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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5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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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们初上讲台

  又是一个新的学年,又一批莘莘学子跨进新的学校。同样,也会有一批新人踏上教书育人的岗位。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老教师,他们的一生都奉献在三尺讲台上。当年的他们,也是从青涩慢慢成长。昨天,记者采访了几位退休老教师,听他们讲述当年初次踏上讲台的故事。

  赵怀德:

  集体备课好处真多

  1962年年中我从徐州师范学院毕业。中秋节那天,江苏四所师范院校分配到阜宁县的几十个同学,住在射阳河畔的旅社等待分配。第二天,县文教局宣布了分配名单,有十多人分配在县城的江苏省阜宁中学。说来也巧,我和同乡的一个同班同学一道名列其中。傍晚,我们就来到学校报到,被安排教授初一语文。在教导处,教导主任分配了课务,校长要求我们认真上好第一课。

  那一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高校毕业生都是先放假回家,再回校分配工作。当时,学校已经开学十多天了,教导主任要求我们立即准备上课。当晚教研组长便召集我们备课,由备课组长具体指导,并布置我们第二天试讲。还记得教的课文是《一件珍贵的衬衫》。那时候,语文教学要求突出“双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我和老同学一起梳理了课文中的基础知识,确定了基本训练的题目,然后分头编写教案。我按照要求,认认真真地写好了详细的教案,交给备课组长审核,并顺利通过了试讲。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第一次上讲台。那天我很早就起身了,把要讲的内容,默默地背了一遍。上课铃响了,我的心突突地跳。走进教室,同学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一声“老师好”,使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课题《一件珍贵的衬衫》。讲课按照预定的步骤一步一步地进行,还算比较顺利。我和同学们一起朗读课文的精彩片段:“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年多了。但是,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从这件小事上,我们看到的是周总理那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我被周总理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深深感染了,竟然忘了布置作业。下课铃响了,我满头大汗走下了讲台。只听到有人鼓掌,接着全体学生一起鼓掌,我回头一看,是校长的掌声带动了全体学生的掌声,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50多年过去了,这第一次上讲台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作为省重点中学,阜宁中学的集体备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老教师一起备课,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而作为教师,我们也会给老教师一些新的思考角度。而这样集体备课,也确保了同年级每一个班的教学质量。

  

  郎黔山:

  备课备到凌晨二点

  1964年,我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即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分配到现在江苏大学的前身镇江农业机械学院。我参与搞了一年社会主义教学活动后,又在盐城带领大学生毕业实习,这一来就到了文革。等我真正踏上大学讲台,已是1972年了。那时我已31岁,但由于教授的是工农兵学员,他们有好多人已参加过工作,年纪大的20多岁了,所以,我看上去也并不比他们大多少。

  我讲的课程是电功学。我给自己的要求是一定要脱稿讲解,因为我觉得如果一直按教案来读,肯定不生动,不能吸引学生。为了讲好第一节课,我早早就开始备课。除了课本上要讲的内容,我还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讲一些我们身边的例子以及发展前景,力求使上课内容更加生动。前一天晚上,我除了进一步温习教案,还在家准备了个小黑板,进行试讲。这是一次完全按照上课时间来安排的试讲,我一边讲课,一边在黑板上写板书。即使是试讲,我对板书也有要求,比如该写什么内容,在什么位置等。我觉得准备成熟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二点了。我只睡了五小时就赶到学校上课了。

  第一次讲课,我感觉还是比较成功的。从那以后,我一直保持着认真备课脱稿讲课的习惯。即使是讲了十几年的课,每学期开学前,我都会认真备课,因为科学是不断发展着的。而这是我对学生负责,也是一个教师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张祖荣:

  我讲了一个半小时

  1985年,当时的镇江师范中专恢复教学时,我被从市工人文化宫调去担任音乐教师。音乐在中小学课程中是副科的副科,但在师范中专却是一门主课。那时候,普通的中小学音乐课就是学学歌曲,认认简谱,而师范中专的音乐课则包括很多内容。例如乐理、声乐、琴法、作曲、指挥、律动、乐史、欣赏等。

  我毕业于南艺,1985年前,我一直从事组织全市职工文艺组织排演,在专业上基本没有问题。但我不是师范毕业生,没有学过教育课程,对于讲课一点没有把握。那时候,学校只有提前招生的两个体训班的学生,音乐课本也没有到,学校却通知我要试讲一节课,该讲些什么内容呢?我考虑了半天,决定教一首歌曲。我选择了一首抗战歌曲《长城谣》,主要是因为内容积极向上,曲调悠扬同时也比较简单。上课后,我先讲了一些发音方法,又讲了讲歌曲的创作背景。然后就开始教唱。没有伴奏乐器,学生不要说连简谱都不怎么认识,有些人唱歌还会跑调,我就一句一句示范唱,让他们跟着学习。由于学校没有铃声,我这一讲就讲了一个半小时。但是,效果出奇好,大家都学得很认真,没有人发现已过了那么长时间。

  后来,我就成了镇江师范中专的一名音乐老师。在认真教授音乐的同时,我也开始钻研教育学,学习如何才能教好学生。刚开始那几年,上师范的孩子有很多来自农村,他们的音乐基本是零基础,我就利用课外时间一个个给他们复习。慢慢地他们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我就组织了一个乐队,乐队里有贝斯、扬琴、琵琶、古筝、大提琴、小提琴等等,我们排练了很多受学生们欢迎的节目。而我也有了一个外号“十项全能音乐教师”。

  赵月芬:

  四年级由我承包了

  1962年,我从丹阳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丹阳埤城镇下面的一个乡村小学王巷小学当老师。那虽然是一所完小,但六个年级只有七个老师。我去之后就被分配教四年级——这意味着,四年级所有的课程都由我来教。

  当时,王巷小学的课堂是由当地的一个祠堂改建。离我在镇上的家有十来里路,我必须住在学校里。我的宿舍也是在祠堂里隔出来的一小间。那时,我们老师的伙食由学生家里轮流提供,我每天除了到不同的学生家里去吃饭外,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学校里上课、改作业、刻钢板、家访。上完语文,接着上数学,上完数学,接着上音乐,上完音乐再上体育课。上完课要给40多个孩子批改作业,吃过晚饭要备课,有时还要点着煤油灯刻钢板。刻钢板的内容有试卷,也有我们从外面找来的各种资料。那时候的辅导资料几乎为零,主要靠老师搜集一些印发给学生。此外,就是音乐课上要教的歌曲。那时,学校里只有一台风琴,轮到哪个班上音乐课,就把风琴抬到哪个班上去。音乐课也没有音乐教材,老师找到什么曲谱就学什么。这些曲谱也需要老师自己刻了钢板印发给学生。我几乎每天都忙到晚上9点多。

  好在孩子学习很认真,给我很大的鼓励。我自己也很要强,我给自己定的教学目标是中心校统一考试名列前茅。为以,我常常主动把学生留下来补课。有一天,我给一个学生讲解了知识要点后,就让他留在教室写作业。我自己则去备课、改作业去了。忙着忙着,我竟然把这名学生忘记了。直到天黑下来,孩子的家长找到学校,我才想起来。那时,我刚刚工作不久,这件事给我敲了个警钟。在我后来的工作中,我时刻提醒着自己引以为戒,永远要把孩子挂在心中。

  (记者 沙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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