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坐在座位上，不想写材料，找人聊天是个费劲的事，罗曼·罗兰了解：“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就那么凄凉地、乏力地延伸下去……”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等待自愈。

　　前世作孽多，今生搞写作。小芳说：“你这眉心长痘，和饮食无关，是心里压着事。”一语点醒梦中人。五月份信息化考试，我花了七个晚上恶补，考完整个人就颓废了，脑子里盘桓最多的是准备“二进宫”。一个多月后查询成绩，完全不敢相信，怕一眨眼，老母鸡变成鸭，少了一分。这个刚刚好的分数，带给我的不啻于冰天雪地之后的春暖花开，因为做文字工作的女人的时间，就像青春一样宝贵。

　　小芳是美容师，我头痛肉痛骨头痛，都去找她。她建议我做精油开背。她疾风骤雨把一套推拿手法一气呵成，笑着问我：“是不是觉得后院着火了？”我这才敢出声：“可不是，噼里啪啦像中了九阴真经掌。”

　　小芳的手法果然管用，第二天背上就轻松了。于是人生又有了战斗力。维特根斯坦说，唯一能改变世界的，就是让自己更好。写作是一个由男性占据主导的公共空间，但是也有话是这么说的：一个女人不干什么的时候你远远不知道她能干出什么。女人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也是相当危险的。此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求不得天下大一统。

　　斯特凡·博尔曼有一本书，《写作的女人危险》，我觉得，写作的女人有两类，危险不能一概而论。一类是写作的母亲，她们不可能抽身找个僻静处，待个两三月，进行一场奢华的创作。德国女作家伊丽莎白·朗格斯尔，六个孩子的母亲，每天上午要从写字台前抽身准备午餐，下午又必须让孩子们保持安静，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她吐露：“日复一日，家务劳动越来越繁重，总是榨干我最后一丝力气。”西尔维亚·普拉斯总在清晨五点就开始写诗，这时她的孩子们还没有醒来。萨冈也曾说，那些故事几乎都是在熨衣服或洗茶杯的时候构思出来的。

　　还有一类，她们没有做过母亲，或者根本无心做母亲。想必这才是危险之处。比如萧红，作为文学洛神那是没得说，但作为母亲，她是失败的。先是抛弃了亲生女儿，而后对于一个大胖小子的离奇死亡也没有太大悲恸。一个那么坚强的女性，不可能担当不起母亲的责任。她的危险在于——精神太漂泊了。还有张爱玲，和两任丈夫的两个孩子，都没留下。如果张爱玲有孩子，她的后半段人生有可能改写。遗憾的是，她只想做女人，不想做母亲。她活在脆弱的自尊里。

　　写作的女人流露出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距离、抵抗、不可捉摸、不可侵犯…… 为此，她们大概注定要进化为妖孽。前者，不修炼为妖孽怕是活不下来；后者则是天生的妖孽。做文字工作的我的切身体会是，没有十八般武艺在身，不宜写作。不然，如何在家与工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何在母爱与文字之间达成统一，如何在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之间自由穿越——与其让“如何”折磨，不如守着一锅水煮肉，以免烧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