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海习得

　　战国时，群雄纷争，礼乐分崩，时代呼唤变革。这场变革的序幕，最初是由魏国李悝变法拉开的。但如今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

　　吴起和商鞅都曾在魏国呆过，但高擎变法大旗的魏国，却没有给他们施展的舞台。吴起转而投奔楚国，在楚悼王手下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商鞅转而来到秦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实施改革。举凡改革，妨害的总是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变法遭来王孙权贵的嫉恨，在所难免。楚悼王、秦孝公堪称是吴起、商鞅的知音，正是他们坚持变革，才使新法能够推行，国力日渐强盛。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楚悼王、秦孝公殡天之后，失去了庇护，迎接吴起、商鞅的便只能是血腥的结局了。

　　吴起是睿智的。当积忿已久的一帮贵族高举弓弩欲射死他时，他跑到了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尸身上。按照楚国的法令，损伤君主乃是重罪。如果贵族们射死吴起，必殃及悼王的尸体。但追杀吴起的楚国贵族们已是丧心病狂，他们浑然不顾悼王的尸体，依旧射杀了吴起。吴起死了，贵族们也付出了代价，因射伤悼王尸体而被继位的新君诛灭的宗族，达到七十多家。

　　关于商鞅之死，正史记载略有不同。一说孝公死后，商鞅面对朝廷的追捕，发动兵变，兵败被杀，尸身运回咸阳后，继位的秦惠王下令车裂其尸。另一种说法是，商鞅兵变失败后，被秦军擒获，押赴咸阳，车裂而死。历史真相如何，恐怕很难说得清楚。不过，我宁愿相信后者。惟其如此，商君之死才显得更悲怆，更凄凉。

　　商鞅虽然死了，但幸运的是，商鞅推行的新法，却没有在秦国废除。就这一点来说，商鞅比吴起要幸运，但也比吴起更令人同情。如果不是商鞅变法，怎么会有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作为千古功臣，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怎不令人寒心？

　　俗话说“不破不立”。要想破旧立新，需要的并不仅仅是智识和勇气，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楚悼王和秦孝公的支持，吴起和商鞅便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亦是无从施展。然而，当天时、地利不再，也许便注定了悲剧的上演。

　　改革图强者，总是站在风口浪尖。他们虽志存高远，但往往却要面对来自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和羁绊。这是他们的无奈之处。无能为力，无可改变。然而，他们改革图强的决心和魄力，却令人击节称叹。直面陈弊，百折不挠。

　　一个近乎冷血的事实，令我们在沉思之余，久久欷歔。纵观古代历史，实施变法的政治家们，却几乎都陷入了飞来横祸的“怪圈”，或身前被诛，或死后抄家。是长期的墨守成规，让一切的变法图强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是长期的中庸之道，让所有的变法图强都显得那样的激进荒谬？还是那些陈弊背后原本就有着很多丑陋不堪的东西，一旦揭开遮羞布，便会触及很多人敏感的神经？岁月无痕，史书无言，个中的是是非非，恐怕当得起“触目惊心”这四个字。

　　内阁首辅张居正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犹如夜幕中的一线曙光，给垂垂待毙的大明王朝，带来了一丝生机。生前极尽人臣之宠的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不仅新政被毁，哀荣尽废，而且家族几乎遭遇灭顶之灾。这是新政反对派的一次集中清算，也是长期生活在张居正阴影之下的万历皇帝压抑情绪的集中释放。张居正家产被查封，长子自尽，自己险遭开棺戮尸之辱。及至崇祯帝即位，大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崇祯思及张居正，曾说：“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许此时的崇祯正在思考，如果张居正的新法能一直实施下去，大明王朝会不会是另一番气象？张居正的个人悲剧，又岂不是大明王朝的悲剧？

　　同样令人扼腕的，还有光绪帝实施的戊戌变法。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已到了亟须变法图强的生死存亡关头。然而，光绪帝满腔的救国热忱，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无情镇压。光绪帝从此被囚禁于瀛台，力主变革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更是以生命的代价，为腐朽的清政府唱响了挽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这诗，惊天地泣鬼神，感染了多少华夏儿女！

　　凡事破有破的因缘，立有立的道理。举凡影响深远的变革，总是发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也许，变革者凭一己之力，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许，变革亦有追求完美不切实际之处，但我们理应向所有的变革者致敬，因为他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暸望者，先行者。他们的清醒和勇气，是混沌俗世里难得的强音！

　　商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