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大概不超过一年。妈妈说，在我不到三岁时他就去了香港做生意。

　　记事后，第一次与爸爸见面，已是我三十好几的时候了。我也成了三个孩子的妈妈。我对他十分抗拒，因为他给我和妈妈带来了太多麻烦：入党就晚了18年，妈妈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他让我们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苦难和委曲。

　　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锦江饭店，我和不到六岁的儿子先去赴约。我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既让我爸能如愿见到外孙，又可让儿子搞不清。可我完全低估了小儿，我对他说：“叫公公。”他叫过后立即对我说：“妈妈，你怎么不叫爸爸？”毫无防备的我不得不顺从地喊了声：“爸爸。”

　　晚上，爸爸特地安排和我们住在一个房间。兴奋了一天的小儿不一会就进入梦乡。爸爸就开始讲他的故事，从晚上8点一直讲到早上4点钟。我听得累了，但他认女心切，越讲越有劲。讲他独自在香港打拼的不容易，做过广告策划、电影拷贝，经营过游乐场等等。还说有一次被打劫了，上了公交车掏不出钱，只好把一件品牌衬衣脱给了司机。可以想象，一生要强的爸爸当时的狼狈不堪。

　　也许是他在外经历的艰难困苦感染了我，也许是亲情的天性使然，我对他竟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原本的千怨万恨也烟消云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人总要向前看。

　　他说，妈妈登报离婚后，他在香港有了新的家庭和儿女。妈妈后来也改嫁。但他对我们一直很愧疚，心里尤其放不下我这个大女儿。

　　这次短暂的见面后，第二次见到爸爸约是在1983年，他和我们住了十个月。当时他经济有点不好，做生意失败了。他一个劲地说，爸爸对不起你，现在没有钱了。但那十个月我们过得很快乐，我有了一点父爱的感觉。他会到菜场买菜，还会帮着做饭，尽管会把厨房搞得一塌糊涂，但还是让我感到了贴心的温暖，要知道他在自己家从来不做饭。我真心感到一个父亲在拼命弥补他以前的过失。他和孩子们在一起也很愉快，享受着天伦之乐。

　　有时我工作晚了，爸爸就会去接我，还装作生气的样子说：“女婿是党员干部工作忙，你又不是，那么晚下班，是在外找男朋友啦？”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说：“我也要入党的，就是入不了，我也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听罢，爸爸点点头似是明白了我：“知道，你是要做个活雷锋。”

　　十个月后，他回了香港，但不久又以生病为由强行要我们去香港探亲。我们不习惯在那儿的生活,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说心里话，我知道爸爸的用心良苦，他想让我享受一下香港的生活。可我和他一样倔，不愿有一点寄人篱下之感，只想自己的日子自己过。

　　但爸爸依旧固执己见，每年春节都要给我们寄钱。那些钱除了给妈妈的，我们全部给孩子存着当学费了。就这样，我们之间还是若即若离。他来信我就回一下报个平安，从不主动联系。

　　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在我丈夫去世之后。他以最快的速度飞回老家，安慰我，陪我一起回忆，陪我一起伤心落泪。他关心我的将来，要我尽早考虑自己的归属，还担心我一人养育不了三个孩子。我说我能行，而且还有单位的补助金，自己辛勤劳动节俭生活过日子没有问题，让他放心。爸爸的固执没有变，以后每年过年他依旧寄钱给我，不要也不行。　

　　我没有预料到那一天就是与爸爸的最后一次见面。直到1998年8月的一天晚上，来自香港的一通电话告知了我他去世的消息。那年他78岁。尽管他一直离我那么远，我们见面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年，挂上电话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那种丧父的心痛。我想香港回归了，我们有机会可以经常去看他了，但他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呢？

　　我一直牢记父亲对我说过的话：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幸福。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我和孩子们都会永远记住，与爸爸见面的那些日子，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欢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