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个“最具文化遗产价值”老地名中，丹徒无疑是老大。从秦代至民国初的2200年中，95%以上时段，我们这座古城的正式名称一直叫丹徒，只有三国和隋代各有短暂的几十年分别称为武进和延陵。1928年民国政府方改丹徒县为镇江县；1949年解放后将镇江县城区和近郊改为镇江市，远郊（东乡、南乡及高资、世业、高桥）另设丹徒县；而今丹徒又成了镇江市的一个辖区。横向看，秦置丹徒县比汉置句容县早了近一百年，比唐置丹阳县早了九百多年。丹徒这一地名的生命持续力着实令人惊叹！

　　不过，仅就地名而言，今人要说爱丹徒，还真不容易。自从六朝文人编了个故事，说是秦始皇东巡镇江派三千赭衣徒（穿赭色囚衣的罪犯）凿京岘山破“王气”，因此名丹徒。这一说法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古城因此而蒙羞，毕竟古今中外不曾有一个县级城市用罪犯群体命名。

　　现已查明，这个故事的始作俑者，是南朝宋代曾任吴郡太守的刘损，其《京口记》残文写道：“（京岘山）有龙目湖。秦始皇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三千人凿此二湖问长岗使断，因名丹徒。”刘损之意，无非借此为新皇刘裕登基造势，但后人将故事当正史，解丹徒为赭衣徒，则酿成镇江地名史上一桩特大冤假错案。

　　当代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质疑“丹徒即赭衣徒”之说：

　　第一，在已知的秦汉典籍中，没有任何文字将丹徒作为赭衣徒的别称使用，即从语言学角度找不到任何文献证据。

　　第二，在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中，上百次提及丹徒，史家和注家从未解丹徒为赭衣徒。离秦代最近的两汉史家司马迁和班固，对秦代政事最有发言权，如果秦始皇竟以赭衣徒之称命名一个秦秋大县，岂能逃过司马迁班固的法眼？班固著《汉书地理志》特别提及丹徒，唐代颜师古加注“会稽郡丹徒，即春秋朱方。”丝毫不见“赭衣徒”字样。

　　第三，秦代大型水利河运工程，包括在镇江丹阳一线疏浚徒阳运河，是要调动大量民力的，这就是西汉贾谊所说的“迁徙之徒”，即秦代16岁-60岁男子必须从事的徭役。这个群体是民工，并非罪犯。秦代后期数以十万计的赭衣徒集中在咸阳筑秦陵，没有一个活着出来，岂能千里迢迢来镇江凿山挖河？

　　第四，秦始皇第四次东巡，时在公元前210年，这是他行经镇江的唯一一次东巡，也是他老人家生前最后一次重大政事活动。巡视完镇江即由句容北边的“江乘”乘船渡海北上山东琅琊，可惜半途一命呜呼未能活着回咸阳，他哪有时间在这一年去忙着改地名？普天下之莫非王土，他也不可能用“赭衣徒”去命名一个城市。

　　所谓“丹徒即赭衣徒”一说不可信，那么，丹徒之名又从何而来？

　　下回预告：“丹徒”是春秋朱方之朱的古音反切，是本地老百姓嘴上叫出来的；其源可追溯到尧之长子丹朱在荆蛮族地区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