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发生了著名的科场案，主考官方猷、钱开宗被正法，先后有多人受到牵连，或被杀，或流徙，在大江南北引起轩然大波。

　　《清稗类钞》记录了这宗科场案的始末。在此之前，顺天科场案刚刚发生。顺治为此专门召见江南乡试主考官方猷和钱开宗，让他们一定要秉公录取。没想到乡试过程中，考官们仍然大肆受贿，一时间舆论哗然。放榜后，有人创作了一部《万金记传奇》，“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矛头直指两名主考官。顺治闻知此事后震怒，下令彻查。这样一来，包括两名主考官在内的不少官员，重则丢了性命，轻则丢了乌纱。

　　第二年春天，江南乡试的新科举人们被集中到京师，参加由顺治亲自主持的特别考试，目的是重新查考这批举人的真才实学，以革除那些胸无点墨的舞弊者。据《柳南随笔》记载，这次考试的现场气氛很凝重，每名举人身边都安排了两名持刀的护军。面对明刀利刃，要想完成这次考试，不仅需要才识，恐怕还需要一点胆量呢。《世载堂杂忆》中说，有个举人叫吴兆骞，惊才绝艳，乃江南名士，不知道为什么最终交了张白卷。不少人说，吴兆骞这是被吓的，在现场惊魂不定，不能执笔。吴兆骞因为交了白卷，最终被流徙宁古塔。

　　经过这场特别的考试，共有14名举人被除名，其他人均保留了举人身份。只有吴珂鸣一人，因为三次试卷都答得很好，特准与会试合格者一同参加殿试。在这批被保留身份的举人中间，有个人格外引人关注，就是后来被康熙皇帝视为股肱之臣的张玉书。

　　张玉书乃丹徒人。丁传靖《张文贞公年谱》中称，张玉书参加这次特别考试时，“从容抒写而出，公辅气度固自不凡”，被皇帝“拔公诗若文置上卷”。《世载堂杂忆》中也说，张玉书文列第一，他的文章后来被大家传诵，认为有宰相风度。从相关史料来看，这一记载不实，张玉书当时并未脱颖而出。这也难怪，在这批举子中间，张玉书后来职位最高，政绩卓异，被人往脸上涂点金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这次江南科考虽然碰上了舞弊案，但张玉书最终保留了举人身份，没有影响到政治生涯，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了。在前代，像大家熟悉的唐寅，就因为碰上了科场案，最终被革除了举人身份，这才有了后来放浪形骸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经历了这宗科场案的张玉书，在顺治十八年（1661）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踏入仕途。

　　清代科场案似乎特别多，仅《清稗类钞》就记载了好多起。康熙五十年（1711），江南再次发生科场案。这次的主考官为左必蕃和赵晋。发榜之后，众生员发现其中有很多舞弊之事，句容县知县王白俞推荐的吴泌、山阳县知县方名推荐的程光奎，皆文理不通，一时间群情汹汹。苏州生员在玄妙观集会。有人创作了一副对联“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以示讥刺。还有人用纸糊住贡院的牌匾，巧妙地将“贡院”二字改成“卖完”。最终，徇私舞弊的副主考赵晋以及王白俞、方名均被处斩立决，主考左必蕃因失察被革职。

　　魏晋时，门阀制度盛行，平民寒士想要出人头地，几乎是天方夜谭。隋唐时首创科举，一时间为天下人才铺设了平步青云的康庄大道，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宋真宗因此才会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千古名言。到了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随着八股取士的滥觞，科举制度又成为束缚人才、禁锢思想的祸根，时代强烈地呼唤着变革。

　　在士子眼中，无论是府试、乡试还是会试，都是一件极庄重神圣的事情。可一些官员却视同儿戏，因此引发不少闹剧。

　　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了一桩晚清发生在镇江的事。镇江知府彦咏之是满族人，对于汉文并不甚熟悉。这年府试之前，他让幕僚代为拟好诗文题，然后叮嘱书吏誉录下来。诗题为“绿柳才黄半未匀”，没想到书吏误“绿”为“缘”，彦咏之也没有察觉。等到题目悬牌发出，考生们一阵骚动，气势汹汹。彦咏之这才发现原来是题目出了问题，赶紧出来站到滴水檐前，作了三个揖，道：“兄弟这几天有些家事，心里头闹得荒荒的，所以连写字都写不上了，叫这些混账王八蛋弄弄，就弄糟了。诸位老兄别动气，兄弟责备他们就是了。”一场风波这才平息。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据说北宋大词人柳永，就是因为这阕《鹤冲天》而丢失了功名，最终只能以“奉旨填词柳三变”自嘲。“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在柳永的词中，才华横溢的才子词人，似乎和登科进士的白衣卿相一样风光。既然活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之中，又何必去强求功名呢？柳永外表看似潇洒，其实内心是痛苦而矛盾的。这也是很多读书人面对科举的真实感受。

　　一批又一批读书人皓首穷经，苦读于黄卷青灯之下，纵使十载寒窗无人问，始终不悔，梦想着一朝成名天下知。一部明清科举史，可以看做是大多数读书人的血泪史。《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正是对这一真实历史的辛辣讽刺！

　　■ 文/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