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日布（49岁）、乌兰图雅（39岁）夫妇把刚出生的羊羔扣在粪筐下，准备喝午茶。他们柜子上摆着成吉思汗画像，柜旁放着巨幅毛泽东画像

抚爱——沃德（45岁）和布图木吉（36岁）兄弟俩亲手为心爱的马驹治病，那疼惜的眼神、亲昵的抚慰，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挤奶——迷人的夏晨，巴乙拉额吉（额吉是妈妈的意思）在挤奶，这头乳牛每天产奶2.5公斤左右

牧区稚童—繁忙的接羔季节，孟克图拉嘎(6岁)淘气地站在父亲的套马杆后

阿音：为最后的中国游牧蒙古人留影

阿音是第一位详细纪录中国蒙古游牧文化的摄影师。这位成吉思汗的子孙，成年后自学成才，花10 多年，倾其所有拍摄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的游牧人家生活。20 万张底片，几百万字资料，忠实地记录了在草原生态恶化和工业文明入侵的背景下，游牧人生活方式的急遽变迁过程。阿音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为金钱，不为艺术，不为名声，只是为了深入地记录游牧蒙古人的历史。”

12月的一个清晨，锡林郭勒草原上已是寒风凛冽，下过好几场雪了。阿拉坦其其格照例起了个大早，放羊群出圈。头晚下的雪已经在地上积起了薄薄一层，她一手拿着簸箕，一手牵着自家的牧羊犬，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46岁的蒙古族妇女阿拉坦其其格，住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的满都胡宝拉格镇上，一个名叫白音布日都的嘎查里(嘎查在蒙古语即“村子”的意思)。她和丈夫赛音乌其日拉图生有一女，正在镇上读小学。她家拥有1.26万亩围封的草场，600多只羊，20多头牛，1座蒙古包，1辆摩托车，算是嘎查里的富裕户。

阿拉坦其其格凭着自己的守旧古板在村里出了名。尽管她家境不错，但却是全嘎查唯一没有定居、不雇佣羊倌、仅靠夫妻俩劳动的家庭。她其实早就盖得起砖瓦房了，但就是不盖，而是坚持住在蒙古包里。当嘎查里已经全面普及了摩托车和机动车时，她家人还不愿意跳下马背。她家倒是买了一辆摩托车，但从来没人骑，只是擦亮以后用布盖起来，存放在蒙古包旁边。乡亲们都叫她“哈古钦珲”，蒙语里“老脑筋”的意思。

“为什么不盖砖瓦房？”一个端着相机的摄影师问她。

“蒙古包地震时不会压死人”，“老脑筋”阿拉坦其其格答。

“为什么不雇用羊倌？”摄影师又问。

“降福气呀！”阿拉坦其其格答。

“为什么不骑摩托车？”

“那样会忘了祖先。”

问问题的摄影师名叫阿音，阿拉坦其其格跟他很熟悉。阿音开着一辆212破吉普车，每过几个月就要来嘎查上一趟，跟牧民们讲讲闲话，带些自己的新书和常备药来送给大家。阿拉坦其其格喜欢照相，也愿意跟这个摄影师聊天，跟他抱怨现在的人都不再按照祖先的规矩做事了。跟嘎查里的乡亲们一样，阿拉坦其其格看不明白阿音的工作，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了解他们家里的事，还认真做笔记。但他们都相信，阿音是在“做一件事情”。

阿音确实是在“做一件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件事就是“为最后的中国游牧蒙古人留影存照，客观记录濒临绝境的游牧文化”。

1998年——2008年，蒙古族摄影师阿音生活居住在内蒙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上，一心一意的做着这件事。十年间，阿音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走访东乌珠穆沁旗上的蒙古人家，与他们交谈、交往，记录他们的生活点滴，为他们“造像”——东乌珠穆沁旗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有5万居民，从孩童到老妪，从这个嘎查到那个嘎查，没有人不认识阿音。

东乌珠穆沁草原上位于中国版图的“脊背”，中国四大天然草原之一、锡林郭勒草原的腹地。17世纪中叶以来，这里就一直生息着一群游牧蒙古人。他们逐水草而居，一年四季游牧于山峦、原野、河畔，与牛马驼羊朝夕相处。四季转场的游牧方式让草原、牲畜、人和谐共生；几百年过去了，东乌珠穆沁草原上仍然保留着最好的青草，这里的蒙古人也沿袭着最传统的生活方式。

然而，随着草原生态的恶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游牧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定居定牧和迅速扩大的畜牧规模让草原不堪重负，工业化的进程带来了污染和喧嚣，照此发展，蒙古人祖祖辈辈的传统难保，“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境终将只存于诗中。

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阿音，以一种抢救历史的自觉，十年间拍了二十万张底片，搜集了几百万文字资料，用蒙古文编撰了30多本民俗书，其内容涉及游牧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年的坚持，让阿音成为第一个详细纪录中国蒙古游牧文化的摄影师，也让阿音自己，一个本已汉化的蒙古族人，走进了游牧祖先的灵魂深处。

“我似乎听到草原母亲的召唤”

阿音本来有一个很汉族名字——柒金才。

1970年，柒金才出生在科尔沁草原边缘的半农半牧地区兴安盟，这里靠近东北，蒙汉杂居。阿音母亲是科尔沁的蒙古人，他的父亲则来自辽宁西部的阜新，早年来到科尔沁，以从锡林郭勒草原的额吉淖尔往吉林省的汉区长途贩盐为生。阿音的父亲深受汉族影响，能讲流利的汉语，而且结交的朋友也全都是汉族人。“柒金才”的名字就是父亲给他取的。

小时后，阿音虽然接触的蒙古人居多，但受到父亲的影响，他羡慕脑筋活络的汉人，认同汉文化。14岁，阿音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离家，外出谋生。他走村串镇，做起了卖衣服的小贩。偶然机会下，阿音成了《兴安日报》的通讯员。他发现，文字记者大都不会拍照，而摄影师往往不具备文字能力。他花钱买了一家简易的傻瓜相机，在业余时间一边为乡亲拍照赚钱，一边为自己的通讯配发图片——这时，阿音只有18岁，但已经成了一个发稿率颇高的“土记者”。

阿音对摄影的兴趣越来越浓。到了1992年，他已经成为一个颇出色的业余摄影师了，还凭借拍摄兴安盟的希望工程专题获了奖；1993年后，阿音在兴安盟开了一个小照相馆，维持生计的同时，继续拍摄草原希望工程专题；1997年，阿音的照相馆开始挣钱，也正是在此时，“蒙古人”这个专题开始在他心中萌芽。

阿音发现，在中国还没有人系统的拍过蒙古人的生活。早已汉化、定居的阿音根本不知道一个蒙古游牧人会怎样度过草原上的一年四季。“我似乎听到腾格日天父和草原母亲的召唤——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人，我懂得游牧民族的遗憾：这个民族不缺乏创造历史的英雄，但缺少记录历史的文化。”阿音觉得，如果没人去做这件事，那意识到这一点的自己就责无旁贷。

接下来的问题是，内蒙那么大，该去那里寻找最纯正的草原文化？他想到了父亲贩盐的额吉淖尔，那里地处中蒙边境附近的东乌珠穆沁旗(东旗简称)，交通极为不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蒙古牧区，仍保持着非常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经过调查，阿音认为东旗正是他要找的地方。

于是，1998年，已经汉化的阿音带着对游牧生活的一知半解，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的农村出发，向中国最后的“游牧圣地”——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进发。他靠着不到一万块钱的全部家产，和自己简陋的摄影器材，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小的影楼。也是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名字正式改成了“阿音”，蒙语的意思是“走很远的路”。

抢救游牧文化的记忆

发源于额尔古纳河的蒙古族，最早是草原上一些分散的部落。1206年，蒙古乞颜部领袖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建立蒙古汗国，铁木真也被尊称为“成吉思汗”；东北亚大草原第一次出现了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蒙古族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戈万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版图一度扩展到西达黑海海滨，东括几乎整个东亚，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蒙古人认天为父，认地为母，以狼为图腾，千年的历史沉淀，让他们在住所、饮食、服饰、器具、习俗等方面都形成了非常多样和丰富的文化。而游牧生活，则是维系这种文化的核心。游牧生活的丧失，意味着这些文化也将随之消逝。

最初，阿音像抢救病人般的疯狂拍照。因为没钱，他就买最便宜的国产乐凯大盘胶卷，他觉得，自己所要做的摄影有年代性，记录是第一位的。这一时期，他的作品风格比较自由，用了各种手段和角度去表现牧民们的生活和劳动场面。

为深刻了解游牧文化，1999年到2003年这5年里，阿音在拍摄大量彩色照片的同时，还用蒙古文写了关于游牧文化、习俗和地方志等文稿。这段时期的照片，阿音主要以大量的记录为主，并不多去考虑作品和整体性的问题。阿音刚到东旗就立刻有了紧迫感，因为当地的变化实在太块。他刚去时，牧民们还在使用木条和牛皮、毡子搭成的蒙古包，而没过多久，铁制的蒙古包就开始盛行了。再过几年，砖瓦房也多了起来。

2003年起，阿音开始使用黑白胶片拍摄蒙古族人的肖像照。每拍摄一个家庭和人物，他都做细致的采访，记录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羊群的数量，面临的困境，内心的愿望……这些都成为图片的附加文字，与图片一起，记录也变得鲜活生动，有凭有据。

阿音曾这样记录一户游牧人家的春季搬迁：“清明一过，冰雪消融。娜仁其木格链好勒勒车，装备好全部家当，迁往春营地。游牧搬迁时，最早走的是羊倌，凌晨3点，就要赶着不肯挪窝的羊群上路。6点钟，三四个人动手拆蒙古包，快的约需20分钟，慢的顶多1个小时。7点钟，由7至10辆勒勒车组成的车队，就排成一列，浩浩荡荡出发了。”

除了一幕幕草原上的生活图景，阿音还会调查相关的风俗习惯，比如在这段生活细节的记录之后，他又写下了人们乘坐勒勒车——这种蒙古人独有的牛车 ——的规矩。勒勒车的排列很有讲究：第一辆，老人、女人和孩子坐；第二辆，装衣服；第三辆，装粮食；第四辆，装牛粪；第五辆，水车；第六辆，装蒙古包的围栏“哈那”；第七辆，装蒙古包的顶架“套脑”。

与此同时，阿音又特别关注游牧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关注城市化过程中牧民遇到的问题和困境，以及这其中发生的故事。比如，定居的蒙古人不会盖房子，只好高价聘请汉人泥瓦匠来帮忙。阿音说起色吉德玛家，这户人家2006年投资13万多元，盖了4间砖瓦结构的住房，像汉人一样过起了农耕定居的小城镇生活。乌珠穆沁牧民祖祖辈辈过惯了游牧生活，不会做农活，盖房子、搭畜棚、打井、拉网围栏、种草，样样都得雇专人来帮忙。

阿音拍下这家人简陋的羊圈，约100平方米，1人多高的围墙，内墙泥皮裸露，粗糙极了。但即使如此简易的小工程，牧民娜布其一家也没法自己动手，只好重金请人代劳。

阿音介绍说：“在社会诚信体系还没有健全的时期，牧民盲目雇人干活赔了很多钱。比如盖房子时，如果自己拉回水泥、砖后，再找人盖8.5米跨度的 3间砖瓦房，才花2万多元。但当地牧民不会这样谋算，他们毫不犹豫地以3至3.5万元的价格把材料采购和建房的事情都包给包工头。包工头为了赚钱，偷工减料的事情屡见不鲜。牧民们当然不知道其中的猫腻，更不懂得签合同来保证质量，上了当也不知道该找哪个衙门来维护自己权利。 ”

类似的故事阿音可以一直讲下去。《国家地理》杂志的著名摄影师、法国人雷扎这样品评阿音的作品：“通过和某些人生活的近距离接触，我们可以很容易和这些人不断演变中的生活、日常作息习惯和文化建立一种关系。透过阿音书中每一张照片和每一句话，都可以感受到他与他展现的中国游牧蒙古人之间发生的深厚的关系。这就使他的作品和这次摄影计划格外与众不同。”

“他是草原上的一匹狼”

摄影评论人、策展人那日松曾在今年的大理摄影节上策划了一场《故乡的路——7位少数民族摄影师作品联展》，阿音的作品也在其中。1992年，那日松还在《大众摄影》任编辑时就认识阿音了。那时，阿音还没有改名字，是一个连汉语都说不太清楚的蒙族小伙子，“那时他是草原上的一朵花，现在他是草原上的一匹狼”。

2007年夏天，那日松和几个朋友到锡林郭勒草原，在东乌珠穆沁旗和阿音一起拍摄那达慕大会。他们住在游牧牧民留下的蒙古包里，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然而，当看到采矿的车队开进草原，掀起的滚滚灰烟时，阿音一边拍照，一边痛苦的嘶吼：“草原毁了！乌珠穆沁毁了！ ”

阿音无奈的看到，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而牧群扩大的同时，草原不堪重负，迅速退化。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原本丰饶的草原开始退化。因为放牧规模不断扩大，牧民们不得不把骑马放牧变成了骑摩托车放牧，勒勒车被汽车代替。草原退化，牲畜缺少食物，牧民们在冬季到来时只好从外地购买牧草。工业化已经来临，采矿石、建工厂、机械化农业进驻草原，游牧人开始定牧定居。更糟糕的是，新一代蒙古人不愿回到草原生活，而是选择在城里定居。

摄影师无力阻拦这种变化，只能拼命拍照和记录，把只能留存一代的心理记忆转变成活生生的文字和图像资料。他的做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2006年的平遥摄影节上，阿音获得了优秀摄影师的奖励。这一次的平遥之行对阿音来说很重要，给了阿音荣誉，也开拓了他的视野。带着更多的胶卷和更多的想法，阿音从平遥回到了草原。

2007年到2008年，阿音经历了搬到东旗以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从2005年起，他每年的投入都在10万元以上，最主要的开支来自胶片和他那辆破吉普车的油费。为了拍照，他影楼的生意几乎完全停滞，而他又不愿意随便将作品找人代理出售。

正是这两年里，阿音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和联合国总部等多处展览，他本人也频频在国内外获奖，奖项包括国内的全国影展金牌、全国人像摄影十杰、金像奖、中国十大摄影人物，以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所有之路”摄影奖等。

2009年6月，阿音的作品在北京的一家画廊展出，这是他十年工作的一次梳理和总结。随展览出版的一本画册文献《成吉思汗的子孙——中国游牧蒙古人》，不但包括了从20万张底片中选出的100幅作品，还配有4万字有关游牧文化的背景介绍。阿音展览的策展人、摄影家姜健认为这本书真实记载了游牧民族发展史，其文献性和纪录性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艺术性。

那日松认为，阿音称得上中国摄影界少数几个“天才”摄影家之一。十几年时间，流浪在苍茫的内蒙古草原，自学成才，先为了生存而挣扎，恍然大悟后，又迅速的找到最接近成功的道路。

“少数民族摄影师有很多，但能真正认真拍摄自己民族的却不多，大都浮于表面”，那日松说：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如果每个少数民族中都能找到这样的摄影师，将是一件非常让人振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