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平遥国际摄影展的高峰论坛会中，鲍昆等中国摄影界学术派人士不满于中国摄影作品进入国际艺术市场后，艺术标准不得不被并入西方为主导的市场体制等现象，当面批评西方摄影人在选择代理或买卖照片上存有偏见。中西双方围绕中国人是否有民族自信，如何建立文化自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前，中国摄影界正出于发展变革的关键时期，文化批评体系的建立与艺术市场话语权的把握，成为摄影界今后发展至关重要的两个话题。

   笔者： 鲍老师，很想有机会拜读平遥高峰会上中西方摄影界人士的发言记录，应该极为精彩和有意义。以我们的认识， 摄影进入艺术市场，尤其中国摄影有缘与国际接轨，实现众多摄影家艺术创造的经济价值，这大概是中国摄影家和鲍老师这样一直为民族摄影披荆斩棘一路前行的志士仁人近几年最大的兴奋点，很是为之骄傲的。几年中内地国际影展层出不穷，优秀的策展人将大家的创作一次次推向国际市场。走到今天，国际市场对中国影界的重视无疑也促进了国内摄影水平的提高及迅速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我们终于迎来了可以说话的时机。 往下走，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不是主要在市场取舍上，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差异、东西方之间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异同,会左右了摄影人本身的价值观与镜头的方向。

鲍昆： 你所说的问题确实是这些年我们大家最头疼的问题。从这个世纪初以来，国际艺术资本忽然感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会带来艺术市场的崛起，他们凭借前些年在前苏联解体后的市场经验，快速移师中国，在中国大量收购原始价格的艺术品，希望借时间的魔力盈利。他们的基本目的是市场利益，这也没什么，甚至今天我们还要感谢他们，帮助我们国人认识到艺术是可以有市场价值的。但是，在他们购买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和想象，以及他们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就发酵了。他们对中国的经验主要是政治经验，他们的市场客户的经验也是这些，于是他们强大的钞票魅力开始左右我们艺术家的思想。我们一贯的贫穷，在见到钞票之后迅速自我矮化，于是艺术家们都开始按照他们的趣味去生产各种投和他们胃口的政治波普作品，对自己的生活自残自贱。我们的艺术家离开自己的生活和土地，不真正关心现实的生活，不真实地向世界展示自己，这就是“后殖民理论”所关心的问题。应该说，对于中国有见识的艺术家和批评人来说，这些年的“屈辱感”是一直芒刺在背的。我们也一直找各种场合呼吁对这种现象的重视，但国人对钞票的热情长期是压制清醒的。许多国人一直不明白，艺术是艺术，市场是市场的区别，谈问题总是把二者混在一起，甚至很长时间是以钞票论英雄的。你若对某位艺术家的作品提出艺术问题的异议，立即就会有人说，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的不是，人家的作品现在已经卖到了什么什么价格。不过，现在国际艺术资本因为发现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段落点，开始纷纷“出货”了，而且也把新的兴趣点转到了可以再次掘到原始金矿的印度，中国艺术市场的冬天不说已经来临，起码现在已是寒意阵阵了。市场是无情的，有情的是我们自己为了智慧和思想的艺术追求，只要我们坚持艺术价值的底线，寒冬就不会长久。毕竟，我们现在的艺术市场已经形成雏形，剩下的是我们怎么认真的以艺术的标准发动推广自己的市场，培养国人普遍的收藏意识，提升民族的艺术文化素质。

笔者： 这次平遥展上，由你和刘树勇老师策展的“张家口四人展”，是特别令人感动也感慨万端的一组片子，图与文都令人震撼与思考，也因此引起我们对区域性视觉文本切入点选择的兴趣。华夏文化是以农耕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的产物，自然生态、生存方式与文化形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之间关系出现变化与矛盾，这是一个最令人痛彻又不可回避的事实。我们当代人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局外人和局中人是否有着不同感受?一个是文化价值、一个是生存价值，评判的坐标究竟在哪?有时候会在跳出跳进中痛不欲生。很想请教老师。

鲍昆： 艺术的价值从来都包含两个基本的向度，一个是纯粹关于人们智慧和感性能力的艺术历史维度;一个是作为思想反映手段的艺术话语维度。后者的内核是永远的现实主义。这个现实主义不是艺术方法论的现实主义，而是作为生活关怀的现实态度。严格说，纯粹的艺术史是没有的，所有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观照了历史生活。这样的艺术作品也是最有力量的。作为纯艺术的创新是非常难的，他就象科学发现一样难，因为无数的艺术家对于艺术的创新方式试验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一些朋友经常为自己的一点创新所自我激动，其实是因为对世界艺术史的不熟悉所致。如果信息全面，自然知道自己的“创新”其实早是前人的后话。但将艺术瞄准自己的历史生活，和自己身处的时代建立联系，却是艺术成功的不二之道。知道这些，坐标也就清楚了。

笔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我们每个人用镜头真诚地记录下自己感知和认识的历史生活，无论结语，都是对这个社会某个侧面在个案中的呈现，反馈出千姿百态的丰富原型，都会有价值。关键是如何把零散的琐碎的历史生活细节与片断在时空构架中以个性化语言形成专题性，对吗?

鲍昆：构成人类历史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地球因不同地缘条件而产生的文化，至于政治和经济，不过是文化上面的表层结果。摄影的纪实性，可以将这个宏大的世界细节性地记录下来，这个记录既包括客观也包括主观。这些细节也是文化成因的细胞结构，所以摄影其实是进行文化历史分析的最有力工具。那些耐看的摄影，就是因为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东西。当那些摄影中的片段的时空连缀起来时，一部悲壮的人类历史就会出现。将历史呈现出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历史会给后来者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启示，让未来的世界更和谐，生活更美好。《张家口》系列中，摄影家武进元在漫游乡村时，看到了牛皮角这一村口农民闲聊聚集地。于是，他摄影了《牛皮角——-村庄的日子》，为我们展示了这平常却又重要的村庄角落。我为此为他的作品写下引言：“牛皮角，扯淡之所。在农耕文明里，村落是人们肉体和精神居住的唯一场所。肉体生命的繁衍在家里，精神文化的交流就在村头了。每一个北方的农村，都有一处人们在农闲之时的聚集场所，是在阳光能照到和风吹不到的地方。这里有和日月轮回般重复的话题，是关于生产、利益、性爱等等。这里也是乡村伦理和乡村关系的维护调整场所，是村庄社会舆论的发生地。如今，电视和广播部分替代了乡村农民的精神生活，但它不能替代人们的直接交流，甚至只是为牛皮扯淡又增加了佐料。群居的村庄，牛皮角是一个很难抹去的风俗景象……”

笔者：当时对这组照片和鲍老师的文字就印象极深。农耕时期的许多生活状态，如今已经越来越被现代文明冲击到边缘，但其中丰富生动而亲切松弛的人际往来形式，却为我们处在高度神经紧张状态的现代人所神往和留恋。“如今，电视和广播部分替代了乡村农民的精神生活，但它不能替代人们的直接交流，甚至只是为牛皮扯淡又增加了佐料。”而我们在水泥板块中生活的城里人，有幸赶上网络时代，可以在虚拟世界穿越时空彼此交流，但仍然渴望如“牛皮角”这种人与人之间情感贴合得更近的交流方式。

鲍昆：《张家口》系列另一组片子《卢江—村官》，反映了村长，中国农村最基层政府的行政官员。他们和他们的办公室，是中国农村一个最基础的政治文化符号。卢江拍摄了张家口地区的部分村长们，手法朴实，但却很耐看。据作者卢江介绍：组照《村官》，取材于塞外山城张家口，是辖区几千个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影像代表。作为中国官方“级别”最小的“民选” 村官，他们一直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双重身份：既要耕作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又要管理百姓“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当今中国，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村官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在“思变”中日新月异，并试图用这种“变化”提高村民的生存质量。他们是农民，但他们手里有权力，他们根植于土地，但拥有土地之外的收入，他们是农民利益最切近的感受者，但同时又是权力意志最终的实施者。他们有的处在穷乡僻壤，终有一天又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有的居于城市周边或许会在地产的开发中成为新贵，他们身处的环境与衣着深刻的说明着他们在物质与精神上发生的变化……

笔者：很感谢鲍老师的指教。你在开拓中国摄影艺术市场上做了那样多的努力，不仅亲自策展，给予理论支持，并身体力行地做着各个层面的普及与提高的摄影讲座。以这样的引导和提携，相信国内摄影人一定会逐渐树立“以艺术的标准发动推广自己市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