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文常慧被掳往日本成为劳动，谈及往事：

       一年苦工生涯，忘不掉屈辱和绝望

        金山网讯  89岁的文常慧很瘦，精神不错，听力也还可以。谈到当年被掳往日本的遭遇，他反复说起这句话：“北海道是日本最冷的地方，煤矿是劳工做得最苦的地方。”

文常慧在弥生煤矿运了一年煤，没有棉衣穿，吃不饱饭，两次遭遇危险死里逃生。日本投降后，文常慧被送回国，得到的除了日本人发给他的一点遣散费，就是因为煤矿里毒气太强引起的一身痘疮。

一个电话：我父亲在日本做过一年苦工

17日，记者接到63岁市民文启珍的电话。电话里，文启珍告诉记者：“我父亲文常慧今年89岁，他在日本做过一年苦工。”

昨日上午，记者见到了老人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个子女。

文启珍说：“那天我姑妈看到4月9日的京江晚报上一篇报道《‘劳工名录中，有我们父亲的名字’》，讲的是被掳赴日劳工李富康的事，她就打电话告诉了我，说你爸不是去过日本吗？”

文启珍找来当天的报纸，看过后觉得父亲的遭遇和李富康很相似，于是打电话联系了记者。

“父亲以前在高港港务局工作，退休才回镇江，一直以来都是母亲照顾我们姐妹兄弟五人，父亲回家时也不喜欢讲以前在日本的情况，所以我们对父亲的遭遇并不是太了解，只是小时候听奶奶提过，知道有这么回事。”

文常慧听力还可以，不过眼睛已经老花，看报纸需要用放大镜。晚报的《‘劳工名录中，有我们父亲的名字’》这篇报道，是文启珍读给他听的。和这篇报道主角相似的不幸遭遇，唤起了老人对1944年的那段尘封的记忆。

一个骗局：招工的说去台湾，结果到了日本

1944年，在上海一家店铺打工的文常慧被老板开除了。“那时候年纪轻，和老板吵了一架，老板叫我滚，我就走了。”那年他19岁。

“我做工的店叫戴锡记皮革鞋料五金店，专卖皮鞋底、鞋扣眼等皮鞋的零配件，地址是天潼路180号，位于天潼路和吴淞路交叉口。”老人把当时的一些细节说得很清楚。15岁时，文常慧经他姨奶奶的女婿介绍，来到这家店里做学徒，干了4年。

失业的文常慧路过上海泥城桥时，发现一个招工点。“招工的人说是去台湾，我就报名了。报名后，我被带到杨树浦一个像集中营的地方关了一个多月，然后和200多人一起上船，被运到了日本。”

文常慧说，那时是七八月份，200多人被编成一个大队，下面再分成小队和班。他现在还记得，大队长名叫贾明礼（音），班长名叫邱志荣（音）。队里还有一名翻译，由日本人挑了一个能说日本话的劳工担任，名字他记不清了。

家里的长孙文常慧失踪了，家人十分焦急。文启珍小时候听姑妈说，奶奶那时“磕四方头，到处找他，到父亲打工的店里和老板吵了一架，因为那工作是姨奶奶的女婿介绍的，还因此和姨奶奶家产生了矛盾。”

一段控诉 “大队死了二十几个人，大部分是病死的”

到了日本，文常慧等200多人被分到了北海道一个叫“弥生”的煤矿做工，他的编号是145。“这里是日本最冷的地方，干的活也最苦。”文常慧说，“每天吃不饱，一顿一碗饭，菜只有一点点，肉从来没有看到过，因为靠海，有时能吃到鱼。”

“北海道比中国内蒙古（部分地区）还要靠北，冬天冷得不得了，在矿下还好，在外面就冷得厉害，又不给我们棉衣穿，我们只好烤火取暖。”

“我们被分成白班、夜班，一天要干活12个小时，从来没有休息日，也不发工资。日本矿头很凶，打骂是常事。”

“如果病了，日本人就找个医生来糊糊，不给好好治，还不让好好休息，带病也要去干活。我们大队死的二十几个人，大部分是病死的。”

文常慧在矿下负责运煤，一车煤装满了有几吨重，沿着轨道推行，因为轨道有一点点向下的坡度，所以一个人能勉强推动。矿下运煤劳累不说，文常慧还有两次遇险经历。一次是发生矿难，一块石头掉在头上砸伤了他，“石头有这么大”，文常慧双手比画着长度，约50厘米左右。还有一次是矿下失火，有工友把他喊出来才幸免于难。

苦、累、屈辱，有劳工受不了罪，选择逃跑。文常慧记得有3个人跑过，最远的逃了几十里地，最后还是都被抓回来了。“抓回来后用板子打屁股，打得要死，还让我们在旁边看着，用这种方式警告我们别想跑。”

“那时挺绝望的，心想这下倒霉了，一辈子在这里了。幸好那时候年轻，熬过来了。”文常慧说。就是这“熬过来了”，回国时的文常慧，身上还带着不少痘疮，他说，那都是因为矿下的毒气太厉害。

一段历史：说出那段过往，是尽自己的一份力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文常慧说：“一开始，日本人还对我们封锁消息，但劳工里有队长知道了，私下里都在串联，这个好消息传开后，我们就不干活了。”在日本休息了两三个月后，文常慧他们终于被送返回国。

“给我们每人发了点钱，就送上船回中国了，在上海吴淞口靠岸，大家上岸后就解散了。这些工友除了后来在上海街头偶遇，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文家这时已搬到了镇江。没有找到家人的文常慧，拿着日本人给的那点钱，先是住旅馆，没住几天钱就不够用了，于是只能流浪街头，晚上睡在别人家屋檐下。“那时大概是11月，还不太冷。”流浪了两个月后，天冷加上没有钱买食物，文常慧才去找了上海的姨奶奶，然后被送回镇江找到了家人。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找姨奶奶呢？从文常慧话中可以了解到，他那时是认为自己做了错事，姨奶奶的女婿给介绍了工作，他却因为自己年轻气盛和老板吵架而丢了工作，还上了日本人的当被掳去做工，心里觉得对不起亲戚，直到最后走投无路，才去找了姨奶奶。

1950年，文常慧和杨月华结婚，婚后生育了5个子女。1951年，文常慧在苏北干部学校学习了7个月后，分配到高港港务局下的一个口岸码头工作，后调到高港港务局，一直到1981年才调到镇江港务局，1985年退休。

这么多年来，文常慧没有就当年的遭遇向日本提出过申诉和索赔要求，老人说，自己文化不高，不会写材料，也不知道找什么人、什么机构可以帮忙索赔，而且，当时被掳往日本也好，被送回国也好，他都没有拿到什么证明文件。因为晚报正在开展征集被掳赴日劳工信息活动而促成的这次采访，文常慧也没有提什么要求。说出那段过往，见证那段历史，对于文常慧来说，是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记者 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