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农业部已经对耕地中的部分重金属污染做了初步的调查。根据本报记者独家掌握的一份资料显示，就重金属镉污染而言，已处于警戒级的土壤分布在北京、天津、重庆、成都、广州、杭州、上海等大城市的郊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工矿企业区的耕地，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山东、河南等污水灌区。

        而重金属镉超标的土壤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大中城市郊区和郊县的污水灌区，以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白银等地区工矿企业区。就后者而言，典型的区域包括湖北大冶矿区、湖南的长株潭工业区、四川攀西工矿企业区以及贵州的贵阳、六盘山工矿企业区的耕地等。

        上述资料也显示，就重金属铅污染而言，已处于警戒级的土壤分布在黑龙江的佳木斯、鸡西等市郊区，北京、山东、浙江、广东等大中城市郊区，以及四川、重庆、广西、陕西、甘肃、内蒙、湖北大冶矿区、湖南长株潭工业区等地的耕地；已经明确土壤中的铅超标的区域包括湖北大冶矿区，湖南长株潭工业区，重庆郊区，四川工矿企业区的耕地以及广西刁江流域，以及甘肃、河北、内蒙等地区。

        同时，农田中重金属砷的污染状况也已初步明晰。目前已经进入警戒区的包括宁夏银川城市郊区、山西产煤矿区、四川成都、广元等工矿区及湖南的长株潭工业区等区域，以及河北、山东等地污水灌区，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的工矿企业区、污水灌区和广东、浙江的某些大中城市郊区。

        和警戒区相比，砷超标的区域相对较小，主要包括湖南的长株潭工业区、四川成都、广元等城市郊区和工矿区、辽宁的沈抚灌区，以及江西、浙江、内蒙、河北、甘肃、陕西以及广西的某些大中城市郊区。

        “上述调查只是一个初步的调查，《实施方案》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对全国18亿亩耕地开展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与监测预警，对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治理与修复。”前述农业部系统的环保专家则指出。

        1/5工业搬迁地已被重污染

        尽管环保、国土和农业部门并未公布土地污染的详细数据，但科研机构对土壤污染的现状已经描绘了大致的轮廓。

        根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薛南冬介绍，整体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土壤污染状况尤其严重，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成渝平原、渭河平原以及主要矿产资源型城市污染相对严重。

        就土地污染的面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曾公开指出，有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换算成亩为3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其中，受矿区污染的土地200万公顷，石油污染土地约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5万公顷，“工业三废”污染耕地近1000万公顷，污染农田面积达330多万公顷。

        多位土壤污染专家对本报记者坦承，耕地毕竟是有18亿亩的红线，所用的农药、杀虫剂相对固定，因此在污染状况的调查和测算上也相对容易，相比之下，城镇土地的污染状况则复杂得多。

        “现在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关于耕地污染的，城市用地的土壤污染问题几乎没有公开的研究结果。”中国环境修复网主编高胜达告诉记者。

        但是早在1990年代，我国较发达城市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企业搬迁。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骆永明教授研究发现，截至2008年，北京、江苏、辽宁、广东、重庆、浙江等地的污染企业搬迁达数千家，已置换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这相当于约28000个标准足球场面积。

        而这些土地中就存在大量污染土地。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称，近年，有关专家在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调查显示，最近几年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场地中有将近1/5存在较严重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