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媒体频频“误读”，部分地区房价正在憧憬如神九飞天般的盛景。借助预调微调的政策“东风”，一些地方房价一夜间回到去年高点，“夜光盘”、“日光盘”再现，沉寂的土地市场又传来抢地风。辛辛苦苦调两年，如管束不住冲动，经不起地方耳边风，市场可能会“一夜回到解放前”。

        现在的问题是，媒体为何频频误读？是故意？还是无意？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曾分析，为什么媒体没有对灾难进行预警。他认为，媒体过于喜欢为正面消息造势，感兴趣的是传播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好消息”，“有的媒体甚至与大公司和广告商成了一家人。”他毫不留情地诘问“我们是不是被大公司吓倒了，嘘住了，失去了独立批判和分析的能力，我们是不是为流言、谎言和投机行为提供了平台，我们这么做到底是加剧了危机的蔓延还是增强了民众的信心。”

        他甚至认为，一些记者“喜欢通过与大公司或监管机构‘合作’、‘搞好关系’，甚至成为他们的‘影子’。面对信贷市场在繁荣鼎盛时期结构性投资工具的爆炸性增长，未能深入发现信贷膨胀和高杠杆衍生品交易背后的监管失效所累积的系统性风险，未能认识到抵押贷款巨头所享有的政府担保特权背后的风险，而这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近年来，房地产日益成为“勾引”中国学人和传媒人的一门显学。无论是学文史哲、学数学、学经济、学土地、学易经阴阳八卦的，都跻身于房地产的门客之列，有的学者甚至斯文全无，赤膊上阵帮助卖楼。在诱人而强大的房地产利益面前，学界如果失去水准，媒体如果失去操守，那曲解、误读就日益成为大概率事件。

        正如奥巴马总统在反思危机后对房地产和金融业进行彻底的改革,遇到强大阻力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毫无疑问，我肯定，一些说客是代表着金融业和地产商的利益，因为有人花钱请他们做这些事。”

        当然，危机面前，一味责备媒体也不尽合理，因为他们并不是惟一失职的群体。他们不是政策的制订者，即使知道正在上演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但不知道鼓点停止的那一刻，因而很难持续地在繁荣的表象下对未来作出保守和悲观的预测。当格林斯潘和华尔街的大佬们一次次愉快地打开香槟庆祝，不断放松监管的底线，专业如他们，都没有警觉累积的气泡意味着什么？媒体不是国家的情报院，不可能要求每个媒体从业者都有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客观地说，面对危机前前所未有的繁荣和乐观，一些主流媒体也严厉预警过泡沫的破灭、报道信贷失控和资产价格膨胀，但盛世危言都是言者谆谆，闻者无心，“警报”要么是声音不够大，被市场高涨和繁荣的信息所淹没；要么是没人愿意听，市场高涨的时候，继续盼涨声响起，无法对风险形成共同认知，直到危机来临。因为泡沫鼎盛、市场沸腾的时候，也是人性最贪婪的时候，只有少数先知先觉者从中嗅得出危机的气息。

        学界坚持水准，媒体恪守操守，公众富有理性精神，不唯媒体和学者的马首是瞻，才能减少误读和曲解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媒体，要为坚守媒介的独立性，避免公共利益与自身经营行为间的“瓜田李下”。

        有多少误读不可以重来，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几乎没有。只是，误读、曲解者是聪明的，同一个故事不会短时间重演，下一个曲解误读的是什么，只有天知道。房地产市场群体性飙狂中，全民的非理性亢奋，瞎起哄，都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他的话。长期以来，对过高的增长目标和预期寄望太深，稍一减速就惊慌失措，就想用老办法来刺激经济和房地产，那最终怕是要真撞上了南墙才会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