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位熟悉任志强的 人士介绍，“任志强的命运并不算好，那个年代，很多高干子弟都没吃过什么苦，他吃的苦比别的高干子弟都多，他不太靠父母。相比很早就下海的那一拨干部子 弟，他已经差了一大截，别人已经在倒腾服装，或者倒腾国家指标了，而他才开始做小买卖。在某种程度上，相对那些高干子弟的同辈人，他有一点自卑。”

我曾问过任志强：干部子弟身份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便利之处？他一听就急了，瞪着眼喝斥：“这都是瞎扯！当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父母早就退休了，既 无权又无职了，和干部子弟有什么关系？你们都以为干部子弟都能走后门，胡说八道！你们把社会想得太可怕了！”而且，任志强强调：我父亲和西城区有什么关系 呢？商业部和西城区隔着七八级呢，这都是瞎扯。

赵晓航曾任监察部驻海关总署监察局副局长、海口海关关长，亲手查处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厦门、湛江等多起走私大案，他说：“哪个贪官污吏如果不干净 的话，哪个商人如果第一桶金不干净、偷税漏税的话，他敢这么张狂吗？现在是既仇富，也仇官。在这种情况下，任志强竟然常年坚持‘任大炮’，你说他没有一点 自信，他没有一点坦诚，他没有一点纯正，他敢吗？”

齐跃说：“经商这件事，据我了解，他父亲没给他什么帮助。因为当时他们父子俩的位置差距太大。唯一能帮上忙的，就是一些人际关系。比如他父亲的同事、同事的小孩，比他下海早，任志强认识他们，偶尔能帮上一点忙。”

1984年，任志强到华远集团做部门负责人，他想到将齐跃招过来，齐跃当时的工作在一国营单位，单位开始不同意，最后要求齐跃出三千元培养费，“当时三千元是什么概念？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元。”齐跃将实情告诉了任志强，任志强说：“三千元我给你出！”就冲这句话，齐跃来到了华远担任会计，后 来做到了华远副总裁，直到2001年左右。

任志强这些年仍旧保持了倔头作风，说话直接，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但是，齐跃说：“这些年任志强变化很大，比以前平和多了”。毕京京说：“后来你 看到他说的那些大实话，我估计插队对他有影响，在插队期间，他亲眼看到了自然规律，并开始尊重自然规律，旱了就没有收成，涝了也没有收成。按规律办事，他 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实话实说。”

2007年1月，任志强在《答复网民的提问》一文中曾提及自己1985年9月进过看守所的事，并在那里待了十四个月，最终经检察院证实无罪而释放。

任志强并未详谈自己入狱原因。齐跃当时是公司会计，也一同受牵连入狱，但后来他因妻子快生小孩了，检察院以“老婆生小孩，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他被 提前释放了。齐跃分析，此事的主要原因是任志强得罪人了，“西城区有个审计局，华远算新兴公司，审计局有时会来审计。一天，华远请了很多建筑界的权威专家 来开会，就某一技术问题进行讨论，任志强非常重视。就在此时，审计局局长来华远审计，约我们谈话开会，任志强当时说，‘你没提前约，我约了一帮工程师正开 会，我今天不能接待你’。当时华远算小公司，在西城区，对那些官员来说，算不了什么，来你这审计，你不拍手欢迎，还给对方脸色，能好得了吗？后来审计局就 开始找茬。那年中秋节那天，检察院就把我们给带走了。”

“当时，新兴的东西总是要调查，但是导火索就是任志强没有接待那个局长。任志强吃亏在说话方式，他的说话方式确实让人接受不了。你想想当时审计局局长，在西城区是权力多大的官呀？”齐跃说。

齐跃和任志强关在不同的看守所，外面传说，他们几个要被枪毙，对他们的家庭造成很大伤害。齐跃和任志强的狱友也认识，那些狱友说，任志强天天在里面 学外语，背了九百个英语单词，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并且，还为此事和狱友抬杠。“像我们被冤枉了，发点牢骚什么的，很正常。但任志强出来后，一句话没 说，这点我比较佩服。这可能是骨子里他父母带给他的。”

入狱给任志强带来很大影响。任志强出狱后，齐跃到他家探望，发现任志强的白发比进去之前多了三四倍，当时任志强才35岁。

采访时我问任志强：华远遇到重大事情时是你一个拍板决定还是集体讨论？任志强说：“我们过去由党委做决定，现在是董事会做决定。我从来不自己做决 定，因为我被共产党在监狱里关过，所以我更知道自己做决定要承担责任。所以我一定会找个挡箭牌，坚决不自己做决定。你们恰恰都给说错了，这都是极端错误的 认识。”

不给面子的实话实说给任志强带来过不少麻烦。李春晖说，“任总有时说话或发表文章后不久，会有一些国家相关部门来查我们，比如查我们的税收，看你是否合法。确实给我们造成被动，因为我们正常有很多工作，但是要接待他们，要把账本给他们看，但实际上查完了又没有问题。”

齐跃说：“任志强这种性格得罪了很多人，但他不考虑得罪不得罪，只考虑真与否。比如有时候央行出了一个政策，任志强会写文章评论。马上就会有反应，什么贷款啊或者办事儿，华远都会收到反应。”

齐跃曾经劝任志强尽量少说点。但是，“他就这性格，怎么劝也没用，他反而说：这对国家的利益和整个的中国经济，会有用。你不能说是为了华远好办事就不说。”在齐跃看来，让任志强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事。

潘石屹告诉我，任志强只有一次服过软。几年前一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任志强发表了很多言论，一个大领导派好多人去查他，查了他前后一个月，任志强每天 晚上都给潘石屹打电话，发牢骚骂一通，不知道查什么东西。最后另一个领导和潘石屹都给任志强建议：你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下，你给这个领导写个检查吧，否则你 也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是任志强所有的语言文字中唯一一次妥协的一次。

“按任志强的性格，他是不会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观调控干到底的，”潘石屹说。

赵晓航和任志强，从13岁到18岁，从同学到知青，那几年一直待在一起。他说任志强在学校也是不怎么合群，不是那种能凝聚一帮小兄弟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他往往是个少数派。

包括任志强、赵晓航、毕京京等在内，在延安郭庄共有七名北京知青。一次麦收过后，赵晓航等六名知青一致主张要吃一顿纯白面馒头，陕西人叫馍。“这也 没有什么指责的，大家都渴望吃，而且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任志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吃两面馍或三面馍，就是面粉夹杂高梁等其他粗粮一起吃。我们就是不 理解，由此，就发生了一场论战，争到底该吃什么。”赵晓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