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保障房建设的压力也不仅困扰着深圳，审计署上月发布的审计结果表明，2007年到2009年，北京、上海、重庆等等22个城市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未达标。

苏泽群(广州市常务副市长)：

经常为了一块地，是拿取出来做商品房，还是拿在做保障性住房，在我们内部经常是有很多争论的。

解说：

如今中央政府已将明年的保障房建设总量提升到一千万套，几乎是今年的两倍，这被看作是解决居住民生的重大举措。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高房价所造成的社会冲击。

北京市民1：

在北京落价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北京市民2：

还没买房，因为买不起。

解说：

因为地价高，房价涨，这其间的前来无疑让社会公众对于地王的再现，对于土地财政心怀狐疑，而同样高兴不起来的还有不少农民，因为很多土地来自他们。

韩俊：

这卖地卖了这么多钱，这个钱干什么用了，你到很多地方调研，卖地卖了多少钱，是一清二楚的。按照说你要问卖地的钱干什么了，你卖地的钱干什么去了，很多地方不愿意告诉你。

解说：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设计，这是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资者拿走大头，占40%到50%，城市政府拿走20%到30%，村级组织留下25%到30%，而最多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到10%。有评论称，在一场“为上楼”运动中，农民开始端着金饭碗喝稀饭。

韩俊：

给农民的补偿还是偏低，特别是有些地方农民还在务农，也把农民集中到楼上去，农民发现上楼以后，收入没有增加，但是生活成本提高了。如果我们让农民上楼，让农民集中居住，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拿地，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

主持人：

刚才说到土地收益都用来做什么，因为土地收益我们知道取之于民，最后要用之于民，但是刚才从短片里面，从保障房修建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取之于民的时候有意愿，有冲动，但是用之于民的时候这个意愿和冲动有不那么强烈了。这个问题您觉得在未来的一年，应该怎么解决？

叶剑平：

我想这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观有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地价上涨按理说是把增值的收益转移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谋取更多的福利，这是很好的。但是按照现在的一些发展，通过投资，通过其他更有盈利空间的这些投资，可能会对地方政府更感兴趣，用于保障是要花钱的，所以相对来说，就不那么情愿。

主持人：

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个保障房的数目，今年是580万套，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深圳要赶在最后一天，最后几天才开工，由此可见，这个任务要把它落到实处是有些困难的，明年是一千万套保障房，您觉得未来，地方政府怎么让他们能够愿意主动地去把任务落实下来？

叶剑平：

这个可能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规定土地出让金百分之多少要用于保障房建设，而且要严管起来，保证这部分资金。另外一部分，中央政府要做到督查工作，根据各个地方政府做出的年度计划，比如说一千万套，各个地方到底是多少，分配下去。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去督查，我想就能够完成了。

主持人：

叶教授，您看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公式了，地方政府要发展，要做事，就要有钱，这个钱怎么来，就要依仗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是什么？一定是高地价推动高房价，就是这种类似公式的一种推理，到底怎么能够把它打破？

叶剑平：

因为地价、房价实际上就是鸡和蛋的关系的，有鸡和蛋就互相之间传导，所以房价高就引起地价高，反过来地价高的话，也推动房价高。如果要抑制它的话，我想可能要对市场进行归类，比如说高档的住宅可以放开，中档政府的给予控制，保障那一头的，政府一定要负起责任，通过这样的话，不同阶层的老百姓能获取到他自己应该相匹配的住房，这样会更好一点。这就是在土地供应上，要相应地进行一些调整。

主持人：

比如说？

叶剑平：

比如说高档的要完全放开，就像吃饭似的，富人想吃鲍鱼，吃什么，不要影响我们普通老百姓吃白菜和豆腐，这两个之间不能冲突。让他花更大的价钱是买他所需要的奢侈品似的高档住房，通过高档的住房的高价格的收入来反补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普通的住房。

另外，大力地增加普通住房的供应，因为总的来说，它还是个供求感到，如果提高供应的话，就能够平稳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