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能承受之重

在造成人们“逃离北上广”的各种因素中，房价毫无疑问是第一推手。一份网络调查数据显示，有54.7%的人选择“逃离”是因为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是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9.8%的人认为，在一线城市生活“幸福性价比”太低。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房地产绿皮书》显示，据测算，2010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住房支付能力指数（反映城镇居民家庭购买存量住房的能力）持续下降。其中，北京的住房支付能力指数最低，深圳、上海、杭州、广州的支付能力指数也较低。

其实，即使不借助统计部门的数字，我们也能很直观地感受到部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来的冲击。

眼前的小江是个漂亮能干的女孩。曾经在全国主持人大赛中获得过第二名，目前在国内某知名门户网站做主持人。

然而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小江却也有着颇多无奈。和众多年轻人一样，小江也是“租房族”，每月工资6000多元，除去房租和各种生活开销，经常是所剩无几。“我租房子的时候，房东还主动把1600元的房租降到1400元，因为房子里面的水管又生锈坏了。”说完她自我解嘲地笑了笑。

主持财经栏目的她，天天工作时谈着房价，下班后则条件反射似地想要逃避这个话题，“越来越厌倦谈论这个话题，有一天我也逃离北京算了。”

房价之外，还有各种烦恼。英国《经济学人》援引某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单程）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中国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排在第二的印度人需要39分钟，而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只需22分钟。另据统计，欧美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平均上班时间为27分钟。

对于上述统计数据，“北上广”不少上班族表示，其实远不止42分钟。在广州上班的小云对记者说，由于住的太远，要一大清早去赶公交车上班。正常的话路上需要70分钟左右，“如果遇到汽车追尾等事故出现交通堵塞，那迟到是无疑的了。”

还有户籍制度的掣肘。网上一篇题为《中国政法大学老师一封给女儿的信：等爸有钱了给你办美国户口》的热帖，曾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师翟继光在帖子中叙述了在北京给孩子办户口的经历，让不少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深有同感：在大城市上个户口，怎就这样难？

下一站，幸福

“逃离北上广”之后，下一站奔向何方？

一个选择是重返故里。记者注意到，做出这种选择的，往往是家乡本身有较好发展条件的或者是家庭条件较好的。

典型的如成都、重庆，这些城市曾经对“北上广”输出了大量人口，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地区已经能为人们提供不亚于外出打工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吸引力。

在四川的“十二五”规划中，特别提到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目前已经有富士康等企业开始回迁内地，这些企业内迁不仅给内地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遇，更引领了一轮人口的回流。

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年轻人，回乡后虽然个人发展空间相对“北上广”会小一些，但是生活压力和购房压力会小很多，也能过上相对轻松的生活。

原本“沪漂”的小齐日前终于回到家乡的省会城市。她对记者说，以前最怕的是每年回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当年自己在班里算是成绩优秀的，考到上海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有一个还算安稳的工作，“但过了两年，每次聚会都感觉自己是"被可怜"的对象。”

“原本是被羡慕的对象，现在总要忍受同情的眼光。”小齐郁闷地说，“特别是眼看着很多高中同学都结婚、生小孩了，我这个"大龄剩女"，每次回家都能被家人的口水淹死。”

终于在父母和同学的一轮轮“轰炸”下，她回到了家乡的省会城市，当上了公务员。在经过几次相亲后，嫁给了一个感觉比较靠谱的男人，买了房和车，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以前不甘心回来，总觉得出去了再回来是件丢脸的事情，好像混不下去了。现在看，真是浪费了几年时间。生活合不合心就像鞋子合不合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舒服就好。”小齐已经很想得通了。不过，有时也难免会怀念“沪漂”时那段充满忙碌和斗志的生活。

而那些“逃离北上广”后未返乡的人，很多开始了围绕“北上广”的生活。许多人走出上海后，无论是北进到苏州还是南下到温州、台州，都处在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辐射圈内。这个辐射圈还包括无锡、杭州、绍兴、南通等二、三线城市。一些人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是还在这个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圈内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而且，小日子会过得更加惬意。

在珠三角，当地便捷的轨道交通，连通了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离开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后，人们可以住在周围的县城或者小镇里，生活也很便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退居二线”，无论是从人的个性化发展还是从人才自由流动的角度来看，这种转移都是符合潮流的。另一方面，人口的这种流动不仅缓解了大城市的交通等压力，客观上也为二、三线城市的发现提供了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