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受访者认为“可取消”，31.7%受访者认为“头胎可取消”

12月3日，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通知，要求流动育龄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乡（镇）、街道，均有责任为其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登记），要加强协调沟通，履行信息核查责任，不得相互推诿。同时，计生委要求各地精简办理准生证所需材料，对材料不齐全的，应一次性书面告知当事人需补齐的全部材料。

这是对“准生证”办理难问题的一个制度回应。此前，一些地区围绕“准生证”也开始进行改革试点。据报道，江苏、上海、黑龙江等地，生育头胎已经不需要办理准生证了。今年8月份，《河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规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以后流动人口办准生证和孕检都不用回老家办理。

近日，“京报调查”（新京报《评论周刊》与清研咨询联合推出）对1000余名已婚人士进行问卷，调查他们对“准生证”制度的看法，为改革提供民意参考。

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受访者都曾办理过“准生证”。有六成受访者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取消“准生证”，其中有31.7%的人认为“头胎不需要，如果超生需要‘准生证’”，28.3%的人认为“不需要，可以出生以后再办理其他手续”。可见，多数人认为，无论是限制“超生”还是人口管理的需要，都可以通过其他办法实现，而不必统一要求办理“准生证”。

当然，“准生证”对不同人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有44.2%的受访者觉得“困难，费尽周折”，其余55.8%的受访者觉得“不算困难”。这种差别可能主要取决于受访者是否属于“流动人口”。分析受访者生活和工作地的背景发现，在外地工作、生活或学习的受访者中，超七成认为流动人口办准生证没必要回老家办理，认为这样纯粹是人为制造麻烦。

从调查情况来看，当前“准生证”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给众多“流动人口”人为制造了不少麻烦，所以六成受访者赞同取消。四成认为需要保持“准生证”制度的受访者，主要是考虑这“有助于人口管理”，但赞同取消者其实也给出了化解办法，比如“出生以后再办理其他手续”。

调查

“准生证”该取消吗？

1、你的孩子出生办理过“准生证”吗？（单选）

A、办过 92.4%

B、没办过（隐藏问题2） 7.6%

2、你办理“准生证”时感到困难吗？（单选）

A、困难，费尽周折 44.2%

B、不算困难55.8%

3、你认为孩子出生需要“准生证”吗？（单选）

A、需要，有助于人口管理 40.1%

B、不需要，可以出生以后再办理其他手续 28.3%

C、头胎不需要，如果超生需要“准生证” 31.7%

4、流动人口办准生证，你认为是否需要回老家办理？（单选）

A、需要，老家和居住地都需要证明 39.9%

B、没必要，纯粹是人为制造麻烦 60.1%

性别

男 72.4% 女 27.6%

年龄

20-24岁 0.2%

25-30岁 8.4%

31-40岁 26.7%

41-50岁 45.3%

51-60岁 15.3%

60岁以上 4.1%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10.9%

大专/高职29.3%

大学本科 50.6%

硕士及以上 9.2%

工作地点

户籍所在地 80.4%

外地 19.6%

■ 访谈

从取消“头胎准生证”开始

访谈嘉宾：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准生证”办理难的问题持续引发关注。与户籍绑定，要求证明的材料较多，手续齐全、条件合法的情况下，仍然被“卡”，多地奔波，疲惫不堪。

计生委近日的通知能否切实解决“办证难”问题？多数受访者赞同取消“准生证”，有无现实可能性？新京报专访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

“准生证”暴露很多现实问题

分区分割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各地执行标准的多元化和差别化，额外增加了办证难度和交易成本。尤其是流动人口无所适从，难以凭一己之力逾越区域之间的制度屏障。

新京报：当初设立“准生证”的初衷是什么？

穆光宗：制度设置的本意是为了严格控制和管理人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和做法。1980年9月25日颁布提倡一胎化的《公开信》之后，我国就进入长期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时代，准生证制度应运而生，是落实计划生育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新京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有些地方“准生证”改成“生育服务证”，但有些地方办证还是很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

穆光宗：1994年，第三届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在开罗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人口问题要以人权而不是人数为中心，提出计划生育要促进生殖健康等重要观点，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我国计划生育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简称“两个转变”）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后来，一些地方改了准生证的名字，叫“生育服务证”或者“生殖健康优质服务证”等，在名称上符合国际潮流，但对公民自主生育权利的限定没有实质改变。

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提出和推进，一胎准生证在一些试点地区逐渐废止，还权于民、与民方便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得到彰显，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分区分割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各地执行标准的多元化和差别化，额外增加了办证难度和交易成本。尤其是流动人口难以凭一己之力逾越区域之间的制度屏障。

而且，“制度分区”就容易导致“人为障碍”。虽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得很多，但执行起来还是“以数为本”的管理重于“以人为本”的服务，很多做法不是给人方便，而是设置多重障碍。

新京报：还有些新闻报道显示，一些地方补办“准生证”需要缴纳罚款，你怎么评价？

穆光宗：准生证在控制出生人口增长方面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执行多年后已经逐渐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成为一个可能滋生腐败的“暗权力空间”。在缺乏切实有效的权力制衡的条件下，制度安排都可能为“权力寻租”和“潜规则”提供机会和空间，管、卡、要以及暗箱操作等现象很难杜绝。“准生证制度”也不例外。

“通知”对解决“办证难”效果有限

国家计生委新发通知的愿望虽好，但估计效果有限。一来制度分割、政出多门的现象不可能通过一个或者几个“通知”就有根本改变；二来上有政策必下有对策，地方上出于控制人口目的，或核实信息存在现实困难等原因，可能缺乏改变的动力。

新京报：国家计生委12月3日发出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切实解决好群众办证难问题。“通知”发出后，不少网友向当地计生部门咨询，被告知依然需要遵守当地的规定，有网友戏言是“画饼充饥”。你如何看待这个通知，能解决“办证难”的问题吗？

穆光宗：愿望虽好，但估计效果有限，因为治标不治本。一来制度分割、政出多门的现象不可能通过一个或者几个“通知”就有根本改变。二来上有政策必下有对策，地方上出于控制人口目的，或核实信息存在现实困难等原因，可能缺乏改变的动力。

新京报：那怎么才能彻底解决“办证难”问题？

穆光宗：从实质来看，“准生证制度”衍生的诸多问题在根本上是因为制度本身的不恰当设置。如果没有这样强人所难的对抗性制度安排，相关的交易费用、额外的生养成本、生命和健康的代价、父母和家庭的痛苦以及社会的冲突和不和谐都不会产生。反过来说，这制度不改变，靠一些“条例”或“通知”很难改变。

取消“准生证”考验政府智慧和决断

服务于人口控制的准生证制度的确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和做法，其存废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和环境。逐步取消准生证制度，并不是要彻底改变计生国策。

新京报：最近看你一直在发文章呼吁“取消准生证”。

穆光宗：对，我在文章中也说，就目前来看，“计生是最大的民生”这话一点不假，因为它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权利和幸福。本来生育权，尤其是一胎生育，是每个家庭、每对夫妇、每个公民可以自由自主决策的私事，却因强制性计生政策的存在人为变成了“折腾证”“麻烦证”，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和为贵的和谐社会观相去甚远。

新京报：我们发现，在南京、哈尔滨等一些地方，对首次生育已经不再要求办理准生证，但这并未成为全国性的规定。现在全面取消准生证的条件是否成熟？

穆光宗：至少先废止首次生育的“准生证”利多弊少。第一，计划生育要体现人民本位的思想。十八大报告也提出逐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

第二，废止准生证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新京报的调查也反映了这一点。认为“不需要”和“头胎不需要”的累计占到六成。在我国超低生育率持续多年的人口新时代，准生证制度控制人口出生的功能已经没有太大必要。

第三，废除准生证有助于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和有序流动，减少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和社会成本，有利于构建更和谐、更幸福的民生中国。

第四，废除准生证有助于杜绝这个领域的权力寻租行为、减少制度性腐败。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人口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障碍的公共服务。

而且，从几个地方的试点来看，也没有引发什么不可控的局面。准生证制度是特殊时期落实计生国策的举措，应该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逐步取消准生证制度，并不是要彻底改变计生国策。就目前的现实而言，不管是制度设计，还是试点经验，即便取消了“头胎准生证”，也能制约计划外的“超生”现象。

所以，可以从废止“头胎准生证”开始，考虑逐步取消准生证。什么时候启动，关键就看政府的智慧和决断。如果想做，推行起来没那么复杂。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 现身说法

取消“准生证”增加了幸福感

身为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顺利出生，然后健康快乐地成长，这是人生一大幸事。

我所在的城市是南京，这里已经取消了办“准生证”的繁琐手续，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由于取消了“准生证”而带来的幸福感。

我和丈夫都是南京本地集体户口，怀孕期间除了定期产检，不涉及其他行政方面的手续。孩子出生后，办理出院手续时，所在医院产科人员会详细交代医学出生证明的办理要求和流程。

在哪个医院出生，就在哪个医院办医学出生证明。

所需材料有：医学出生证明申请书、委托书、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以及户口登记簿（或常住人口登记表），孩子出生后30天之内，原则上必须由孩子的妈妈本人办理，但由于产妇坐月子的习俗出门多有不便，可以由孩子的爸爸代劳，所以孩子的妈妈要亲笔填写申请书和委托书。

一般情况是给孩子取定名字即可办理，姓名不能更改，关系接下来的独生子女证、户口等一系列身份验证。整个流程中，没有“准生证”这一说。

据我所知，非南京户籍人士也要进行一孩生育登记证，需提供这些材料，夫妻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南京市非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卡、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在南京居住不满半年）、南京市办理一孩生育服务证明申请表。持所需材料到女方现居住地社区办理，然后由社区报街道审核，在其《管理服务卡》服务记录栏里或《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现居住地查验记录栏里加注“已验证，属初育”，盖街道计生办章。如此即可，也不算太繁琐。

看了网友的吐槽，我们感到幸运，这种政策的幸运，完全可以覆盖更多的人群。

简化或取消“准生证”的地方试点

南京 新生儿落户无需准生证

江苏自2002年起就对居民取消了初婚初育准生证。

南京本地居民初婚初育夫妇生孩子不需要办理准生证；流动人口也可在现居住地镇(街道)办理服务登记。

今年7月1日起，《江苏省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办法》施行，其中规定，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可以在现居住地办理生育服务登记；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夫妻在现居住地再生育的，应当依法提出申请，办理审批手续。

南京当地新生儿落户，无需提供准生证。流动人员要受到来自夫妻双方原籍所在地的监管，孩子落户，需要看夫妻双方原籍所在地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