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王路易十六是出名的高跟鞋爱好者

多伦多Bata鞋类博物馆的资深策展人伊丽莎白·塞姆海克（Elizabeth Semmel-hack）的话代表了另一部分人的观点：这些现象的确存在，但也只是一些“随性的观察”，并不能构成坚实的证据。而对于鞋类设计者而言，鞋跟的细微变化并不足以给他们带来改变，尽管经济大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对他们造成影响。“在最近的这些年中，鞋跟的高度其实差不多。变化比较多的，是鞋子的颜色、材质和设计上的细节。”齐乐人说。在最新的一季的设计里，齐乐人使用了大量的鲜艳颜色，在过去，他使用得更多的是保守的黑、灰两色。“我在今年甚至没有使用黑色。”齐乐人告诉本刊，“可能与大环境有些关系。现在看新闻，几乎没有什么好消息。你不能再设计灰暗的东西。鞋子就是女人的心情。她今天处于怎样的状态，看鞋子就知道了。”

卡拉·弗里曼（Carla Freeman）是人类学教授，在其名为《全球经济中的高科技与高跟鞋》的专著中，她谈到了高跟鞋与经济的微妙关系。她的研究对象是日常工作与电脑打交道的加勒比海黑人妇女。在不断“职业化”的过程中，她们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这不仅体现在技能上，也体现在外观上，通过一套特定的着装符码，她们迈入了另一个阶层。弗里曼写道：“对于这些‘信息化工人’，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女性并不需要婚后的家庭生活，而是‘职业化’的工作。在她们的套装中，你可以发现与之相符的元素：长度恰当的裙子、无袖衫、丝袜以及高跟鞋。”——在这里，“无袖衫”被认做“在拥有中央空调的高级办公室上班”的同义语，“高跟鞋”的言外之意是“绝不用干体力活儿”。

不论鞋跟的高度与经济有否必然联系，在一定的范围内，它的高度与所处阶层成正比。鞋子绝非自发明那日起便陡然增高3英寸。显而易见的是，高跟鞋是在“不劳动”成为可能之后才出现的，换言之，此时的社会必然有了阶级分层。在古埃及，平民均赤足，唯有贵族可以着鞋。在古希腊与罗马，有一种被称作Kothorni的厚底鞋，在戏剧舞台上十分流行。演员穿上不同高度的鞋子，代表不同的阶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高跟鞋被视为阶级差异的标志，为革命党人所不容。1791年，拿破仑颁布法令，禁穿高跟鞋，以此显示“人人平等”。但禁令并不能遏止所有人对于高跟鞋的热情，玛丽·安东尼德在1793年走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依然穿着高达2英寸的鞋子。

在意大利，人们调笑说，高跟鞋的发明者是一个爱吃醋的威尼斯丈夫，为了“杜绝不正当关系的发生”，他让漂亮的妻子穿上又高又重的厚底鞋。高跟鞋行家会解释个中缘由：这种双脚离地的厚底鞋，看似稳当，其实比普通高跟鞋更难穿。因为没有给足弓留出空间，它非常不适宜行走。“一般说来，走路时压力在脚的后部。穿高跟鞋走路，情形不太一样，压力集中在前部。鞋子的前部与后部都有足够的着地点，有个弧度，才会比较舒服。”齐乐人告诉本刊，“6厘米到7厘米是最舒服的高度。走路的时候压力在前面，后面又有足够的支持——只要根不是特别细，就会比较稳。鞋跟太低，没有弧度，穿着者也会感到累。”

无论如何，意大利人为高跟鞋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高跟鞋真正成为流行，得益于意大利16世纪最鼎盛的家族的传人，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公主。凯瑟琳·德·美第奇身材娇小，且谈不上漂亮。14岁那年，她远嫁法国。为了与法国宫廷里艳丽高挑的女官一较高下，大婚那日，凯瑟琳穿了一双两英寸高的高跟鞋，据称出自达·芬奇之手。这双特别的鞋不仅让她鹤立于众人，且赋予了她天鹅般的行走步态。在她的影响下，高跟鞋很快成为风潮。在凯瑟琳的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人民给她的外号是“血腥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