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32岁生的哥哥，35岁生的我。这在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算很迟了。可能母亲老来得子的心理，对我们兄弟俩是疼爱有加。不管是家务活、农活还是学业功课从不为难我们，能做多少，做到什么程度，从不提目标和期许。

　　她常说孩子就是要玩的，小时候不玩，长大了就没时间玩了。所以和同龄小伙伴相比，我是最轻松的一个。他们放学后要打猪草做家务忙农活，我不需要，母亲怕我孤单，就买只羊让我放，以便跟着其他孩子一起在田野里撒欢。

　　别人的羊是绳子拴着，木桩一插，只能围着桩吃草，我的羊是散步式放养，我在后面跟着，管住它不吃蔬菜和庄稼就好。有时与伙伴们玩也会让羊脱离视线，但一点不担心，只要一声呼唤，它立刻会从某个草丛里窜出来，在离一个身子的地方，立起身子，低着头将羊角对着我，摆出一副与我决斗的样子。旁人看了，赞我会放羊，把羊放得如此通人性。现在想来是母亲给我时间与羊混熟了而已。别的孩子忙于埋头完成各种任务，而我可以亲近自然和动物，放飞天性，散养式的童年让我从小就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和温暖，这些感觉延续至今。

　　父亲在城里上班，农活、家务就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那时生产队里不管有事没事每天都要上工，干完集体的活就要侍候自留地，忙完自留地回家面对的是清锅冷灶，做饭吃饭后就刷锅洗碗，然后是洗一堆脏衣服。我们的每天都是从睡意蒙眬中听她簸米的“唦唦”声和踏着木楼板和木楼梯的“咯吱咯吱”声开始，到晚上她在灯下晾完衣服做完针线结束，周而复始。印象里，母亲始终在做事，不急不缓，脸上总是轻松和蔼的笑容。这使得我们从没想到去体会母亲的劳累。

　　父亲上班拿工资，但工资很低，扣除城里的生活、每周来回的交通，所剩无几，所以家用基本还是靠母亲的操持。

　　养猪应该是经济来源的大头。母亲将房屋第一进的东边柴房用作猪舍，那里没有窗户，光线昏暗，活动空间也小。猪基本是吃了睡睡了吃，所以长得比别人家的快。每天晚上我和哥哥举着煤油灯在前面走，母亲拎着猪食桶在后面，还没到猪圈门口，猪就哼哼着跑到食槽，摇着尾巴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在猪埋头吃食的时候，母亲张开手指测量猪的脊背，估算它的生长速度和出栏时间。猪圈里始终保持着两头，每头半年左右生长期，这样每隔三四个月就能出栏一头。别人说这猪还可以再长长，卖更多的钱，母亲说后面它长得就慢了，不如趁早换小猪。多年之后，我读了研究生课程才知道她的做法符合边际效益递减原理。

　　母亲隔三差五地将自留地种的菜拿到集镇上卖，也能换回一些零钱，顺便带回一些水果零食让我们解馋。所以在大家都不富裕的年代里，除了吃食上不能保证常常大鱼大肉，我从来没有觉得穷过。

　　比操持更有好评的要算母亲的处事。母亲为人在全村乃至附近村里都有好名声。

　　早年父亲在外，家里只有爷爷、叔叔和我母亲三人。叔叔在三十里外上高中，每天早出晚归，书读得很苦，成绩很好，被清华大学录取，创了全村高考纪录。爷爷碍于眼前困难，家里劳动力就母亲一人，也没有收入负担学费，不同意叔叔去上大学，要他回家务农。叔叔郁闷不敢作声。母亲偷偷从娘家借来一笔钱塞给叔叔供他到北京求学，自己一人承担起全部的家务和农活。这事让全村人竖起了大拇指。

　　生活中少不了会遇到各种人和事，对于别人会暴跳如雷的事，母亲却常常一笑了之。她常说，讨便宜的身上多不了一两肉，吃亏的也少不了一两肉，犯不着计较。

　　记得有次砖瓦厂派拖拉机来村里收购各户打的草帘子，母亲将她打的两捆放上去就走了，后来来了一个村里的混子，看到车厢已经装满，不由分说便卸下两捆，把自己的堆上去。有人跑去告诉母亲，大家都以为要有一场吵闹。谁知母亲过去挑起两捆帘子就走，自己送到三四里外的砖瓦厂。我们兄弟那时已快到血气方刚的年龄，听说这事愤愤不平地要去理论。母亲却笑着说，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呢，我回来时远远看见他躲着我，为了这么点事我跟他吵，或者他在我面前抬不起头，都是何苦呢？

　　母亲的宽厚、智慧和友善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正当大家都对她说你两个儿子长大了，你可以享福了的时候，母亲却病倒了。

　　如今我也和母亲的生命长度一样了，每次回忆起母亲，都能感悟到很多。母亲没有跟我们讲过什么人生道理，但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透着怎么做人的智慧，她用生命呵护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并为我们存储下丰厚的人生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