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骏

　　柳诒徴是镇江的历史文化名人。近来有幸拜读“劬堂家书”，其中记载着许多先生生前的生活情景。家书本是一私密空间，透过家书，我们看到先生的压箱底的情感，对书籍的痴迷。

　　我所见到的“劬堂家书”仅是部分，是先生写给女儿柳定生和女婿章诚忘的家信。时间从1949年4月26日至1952年11月19日。共计三十六封家信。

　　现摘部分，以丰富先生在人们心中的生活印象。

　　先生退休后从南京移居上海

　　先生一生履历并不复杂，自1927年担任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职务，直至1949年退休，没有大的变动，始终以馆为家，生活起居在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陶风楼。抗战期间，避难苏北辗转四川，抗战胜利，当即返宁，重整馆务，收回散失图书18万册。

　　1946年10月国学图书馆即恢复正常开放。1949年先生年届七十，申呈退休，3月获批准。先生移居百子亭女定生寓处暂住。

　　“二十三日晚，吴君曾来百子亭，嗣到车站与我相见，并招呼登车，夜车行甚缓，至翌日午始达沪。车过镇江后，登车者颇拥挤。汝母因玻璃被击碎，颇受微伤，幸尚无恙。”1949年4月26日。

　　这段文字记录，镇江、南京在1949年4月2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沪宁铁路还正常通车。参照先生年谱中所述：“22日，因考试院通知当晚有疏散车可赴沪。仓猝间整理行装，偕吴夫人搭车离宁。23日下午抵沪。”可见此趟列车是当局政府组织的疏散车。说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部门开始疏散，为历史留下佐证。

　　1949年4月22日先生疏散至上海，十分仓猝，所用生计家什皆留馆中。至7月有馆员赴沪，先生拜托其携物来沪，在给女儿定生信言：“王悦之如由沪赴通，可托其将我柳条箱携一个来，须先开看中装日记，诗文稿等者即是。另一箱乃我常用之书，如《周礼正义》等。现不须要。但王如可携带，须由馆中出一证明书,说明此箱乃柳某人私人之日记、文稿等。并无馆书，也无其他涉及时事之书，柳某赴沪时，未及携带暂存馆中。现由馆员携带至上海，交与柳某云云。并须先将该箱携到馆内，请大家公开阅视。凡事要面面想到，准备周密。又不知南京入站及上海出站时检查如何，此皆我所想到者。汝可就当地情形斟酌商量要。”1949年7月。

　　此段家书足见先生处世谨慎，公私分明，严格自律。

　　解放初期，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各单位也开展自查和相互揭发的政治运动，家书中也有记载：

　　“至于痰盂当然买一个赔还。经过此番反贪污，我只有一个痰盂的问题，真是极好。”1952年4月7日。

　　同时一再嘱咐女儿：“痰盂务必照赔，我则怕汝马虎小事，许多坏人此回就要告状了。”“先生不可送糕果之，内受的人也要赔出，此为亲耳所闻。”足见当时三反运动的力度，几乎无所不及。

　　先生对政治运动是谨小慎微。但对物质生活条件不缺豁达大度。1949年先生在上海暂居海防村儿子柳屺生处，全家十一人居一厢房，友人来访，父子两人自娱“吉人天相”，以此四字折为十一人居一相（厢），解嘲囧境。先生一生每天总是手握一册书，围坐在一大堆古书中。

　　先生在上海市文管会的工作

　　1949年5月20日经门生茅以升介绍，先生移居愚园路中央研究院物理工厂宿舍。不久上海解放。8月被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聘为委员，任图书组组长。做哪些工作呢？

　　家书中所记如下：

　　“我每日仍旧看书写字，教曾兴读书写字。”1949年7月。

　　“我近在会中专看词曲一类之书，甚有兴趣。有许多书都是盋山所无。早晚尚有姚姓、朱姓之书运来，真是目不暇给。但下月闻说要减薪，生活总拮据耳。”1950年3月。

　　“会中工作日益加忙，无睱看书。”1950年3月初六日。

　　“会中之事说不定，或是减薪，或是裁缺。要在本月中看情况。今日虽没有裁掉我，我也感觉局势之不定。好在所编《书目》已得之十之八九，在四月内可以告一段落。这是我的计划，但人事如何，我也无从决定。”1950年清明前。

　　“连日苏联三教授演讲，开座谈会，我们将古物、书画、书籍、陈列展览，除日常工作外，加上多少忙。”1950年清明前。

　　“一周以来，各事平顺。我仍日日在会看姚氏之书。”“我只想看书，永远看不了，也就是一乐，不想吃也不想玩也。”1950年5月14日。

　　“我现在日日忙查姚氏书，看其杂乱，触目伤心，其中有多少好书，又使我自幸垂死之年，尚得补从前所未见，所以虽终日劳苦而不辞。会中之人妒我，毁我，我也不管。只听我与书的缘分如何。我和书的缘在，就可以彻始彻终的整理清楚。且可以发挥贡献于世，假使缘分完了，也就无甚牵挂，听其自然耳。”1950年5月20日。

　　“星期三我与尹（石公）已提出辞呈。昨日退回……我则是赶编集部目，姑俟一月半再说……原来四个委员（我、徐森玉、沈尹默、尹石公）供给高，近将调整。我前呈徐，请开去组长兼职，另派相当属职，畀以生活费。如此，则我仍看书编目，拿钱不多，无人忌我。若我仍任组长，领厚薪，不相宜也。但当局不好意思就允，所以必有一番曲折。我想得一机会。将诗文稿整理好，就算完事，在此不能治私事也。”1950年6月。

　　“此会之书目集部已成。子、史亦有几部分竣事，再赶两个月，则经、史、子、集四类均可完成。此事亦需有缘分。我若有此缘分，必须弄成功，要走也不能走。”1950年7月30日。

　　“会中八月薪水照常发送，自九月各处减薪，此会也不得不减。但对于我等尚属优待。”“我因家累重，虽领厚薪，仍然刻苦。……所幸家运慢慢好转，总是天恩祖您，社会中人待我公道。不可以不知足而。”1950年8月8日。

　　先生年谱中记：“任图书组委员，每日赴会清理各方接收图书，不惮劳累。先生检书，逐日均有笔记，详记各书版刻、收藏印记等。遇有珍稀本并加审订，前后积稿八册，名曰《检书小志》公余之暇，更辑录奴隶史资料及人民生活史资料等。”

　　以上所记使我们对先生在上海文管会的工作有个粗略了解。

　　先生开拓了我国图书馆事业，但也悲叹后继无人。“我蓄此志多年，可惜办图馆者，无一人有此理想。”“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1950年7月14日。

　　1953年后先生“体气日益就衰，肠胃不适，腿足疲软。”5月来镇扫墓，是最后一次回访宁、镇。没能再回故乡看看，只在“劬堂诗录”中留下近二百首对家乡眷念的诗词。

    一位居家过日子的老家长

　　先生家书中多处提及自己经济状况，也为解放初期，社会经济变动，政策调整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留下宝贵的史料。

　　先生退休时是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

　　“据云新章程只能给予行员一家五口半人之生活费也。我家十二口算，尚有六口半之生活无着也。”1949年6月18日。

　　“据云一月可得五石米，其余无他配给。我依此计算，共计在沪者老小十二人，平均一人七合米一天，即须两石五斗米，尚余两石五斗米不够一切开支，只有切实节约，否则须另有来源。”“我只能宣传卖字，目前各方动荡，商肆亦不景气。故无人买字，只好等等再说。”“我曾写一卖字润格。我所定的价格是一幅四尺对联一千元或一斗米，即一单位，加一尺即加一单位。屏条，中堂准此，市招，匾额一方尺一单位，一方尺以上虽不足二方尺，以二方尺计。这也不过是说说玩玩。我最知命，生平不能营商，虽说卖字原也是一种商业，所以在此时也不行。我们衰老应当退避。许多中年、少年人经此变化，遭受失业的痛苦，我最为这些人担心。”1949年7月7日。

　　“我仍在会上工作，其中暗礁时时有之，一切付之运数，连日与同人竞购公债，已认至五十二份，即一月须扣至二三十万，分上下两个半月扣，我们用度亦不至甚短。”1950年元旦。

　　“屺（儿子屺生要负担八个子女）之用度困难，我是尽力接济，但仍不敷用。我想将公债卖出，据说此时无人要公债，姑且等等再说。”1950年1月15日。

　　“汝等怕我吃苦，我是不敢不吃苦，要能吃苦才可以减少我晚年的罪。汝等即寄钱来，我也是把他们用。不敢吃得好，穿得好，每天只想为许多方面。没有饭吃，只好吃豆饼、豆腐渣或是吃糠。我们尚能吃大米，白面已算幸福。”1950年2月12日。

　　“昨晚与阿四等通盘筹算，照目前物价。每人每月所用须二十万，老幼十二人即须二百四十万，阿三等学费在外，但求无意外之医药费。目前，尚可维持此项数字。阅之可怕。其实二百四十万纸币，不过八石米，即战前之八十元。一家老幼八十元月费，是人民极低生活。如天不绝我，或者不至于脱节。”“因邮费贵，能不写信即不写信，以节省资费。”1950年2月26日。

　　以上家书让我们看到先生不但是个文化学者，也是位居家过日子的老家长。自己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自言常持八饼主义，所谓八饼，先生自云：“每日有八个烧饼，便可度日，即早餐二饼，中餐二饼，午后晚餐各二饼，用以果腹。”“偶煮面条，已引为佳餐。”但对宗亲总给予资助。1946年我父亲去世，在先生和鲍鼎舅爷安排下，寡母带四个孤儿返回镇江，先生每月汇钱资助，并关照不要回信，一封邮资，可买四个烧饼，节省点好。

　　1953年，先生中风复发，不能行走，直到1956年2月3日去世。

　　遗物一床一桌一椅，旧书稿及日记二十箱，另有定额存款单凡四百元，适付丧殓之费。平生所余，大都资助孤寒的戚族。其孙辈多鼓励学工科，皆事业有成。    

　　从家书中的一景一情，我们又看到捻着美髯的清瘦老人，着一青布长衫，向我们走来。他著作等身是个智者，也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为柴米油盐，抚育子孙担起责任，生活在我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