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请记住：云台山本名土山

　　坐落在主城区西部的云台山，海拔68米，是一座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的名山。一位遍访市区文保单位的退休老人惊奇地发现，环云台山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保单位竟有数十处（见2016.5.24本报）。

　　云台山的历史名称有好几个。六朝时曾叫蒜山（因山坡长有野蒜得名），但该称后被江边一石碛山（即今蒜山游园那座小山）专用，于是人们起用了更古老的土山来称呼。元代《至顺镇江志》有证：“土山，在西江口，俗呼竖土山。（唐刘禹锡诗：‘土山京口峻’）旧与蒜山相属，今改名银山。”银山的得名是因为与金山隔江相望；今人所谓云台山，则以清代同名道院相称。尽管此山名称多变且前后重叠，但“土山”这一官方正式名称却是延续时间最长的，直到明代方志和清人编撰的《明史》，仍称为土山。

　　老祖宗将它定名土山是很有道理的。其底部为宁镇山脉东端隆起的灰岩、石英岩，其上部堆积着数十米厚的黄土（地质学称“下蜀黄土”）。这些黄土是史上最近一次海侵（距今6000年左右）将古长江口大量泥沙托举而沉淀下来的。当这次海侵消退后，这座山就成了镇江地域所有土质山丘的老大，并构成古代长江三角洲的起点。可别小看这几十米厚的黄土，它同北固山、圌山一道组成古城的北部屏障，有效制约了长江下游河道的南北晃动，从而保护了我们这座长江中下游纬度最高的江南名城的体面和尊严。

　　二、这桩文化悬案有点扑朔迷离

　　公元1055年，北宋一代词宗，婉约词创始人柳永“死旅，殡润州僧寺”，22年后，时任润州太守王和甫出资助其下葬（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明代《正德丹徒县志》和《万历镇江府志》均有“屯田郎柳永墓在土山下”的明确记载，后者还录下当时发现的柳永墓志铭残文（系柳永之侄撰写）。既然土山就是今日之云台山，按常理，柳永墓葬云台山该是顺理成章。谁料本世纪初，本市学者却对柳永墓址产生了争议：

　　一方认为柳永墓葬北固山，理由是北固山也曾叫土山。2003年我市与柳永家乡福建武夷山市为纪念柳永逝世950周年，共同筹办了“柳永魂归故里”活动。有人悄悄在北固山中峰东麓竖起“宋柳永之墓”碑，福建方面在此取土，名为“柳永墓冢抔土还乡”。柳永墓葬北固山之说一时成了我市学者主流意见。

　　另一方则以镇江师专乔长富教授为代表，力主柳永墓葬云台山（乔文《柳永墓葬何处》，见2006.2.6镇江日报）。他出示了一条新的证据，即清代镇江籍词人赵彦俞曾去云台山探访凭吊柳永墓，并写下《琵琶引》一词，该词云：“芳草西津，那堪问，故里清明时节……春去也，荒坟一掬……唯有土山深处，记王郎碑碣。”

　　明代人尚能在土山找到柳永墓，怎么清代赵先生寻访未果只见荒坟呢？究竟是赵先生走错了地方，还是柳永墓神秘失踪？

　　三、“北固山曾以土山相称”系令人误读误判

　　面对柳永墓址双方争议，笔者本当观棋不语，无奈争议涉及云台、北固两山的老地名，不得不多说几句。

　　前已述及，老祖宗将云台山命名为土山，且长期作为正式官名列入方志，是古人对该山厚积之土的尊崇和膜拜。而北固山后峰和中峰，由几亿年前火山爆发的熔岩冷却而成，何来厚土？在现存的本地方志（府志和县志）中，根本找不到古人将北固称为土山的任何记载。今人说古代北固山以土山相称，其“证据”是北宋《太平寰宇记》卷89中的一句话：“甘露寺在城北脚山上，下临大江。”

　　笔者认为，这是相关论者混淆了北固山和甘露寺两个不同的实体概念。前者恒定，后者位置时上时下。具体说，甘露寺本由唐代润州刺史李德裕建在后峰之上，但唐末乾符年间遭焚，僧人只好下山令觅临时驻地。这个临时驻地当避开低洼近水处，尽可能选择附近高燥之土筑庙，如“城东北角”某小土丘上。直到北宋祥符年间（1010年），宋真宗特下诏书，令转运使陈尧将甘露寺复建北固山后峰之上。

　　况且，古代方志说到镇江某一地标位置，严格以铁瓮城为坐标原点，再以方向、里程定位。就在《太平寰宇记》卷89中，明确记载了“北固山在县北一里。《南徐州记》云：‘城西北有岭陡入江，三面临水，号云北固’。”这个“县北一里”或“城西北”，与甘露寺临时驻地“城东北角”，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方位，怎能张冠李戴混为一谈呢？相关论者若不是存心作伪证，至少是一种误读，误判。

　　本文下篇将讨论北固山“拒纳”柳永墓的根本原因，云台山柳永墓的大略位置及“失踪”年代等，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