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和普天下的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是一个勤劳善良、深明大义的伟大母亲。

　　母亲的一生是痛苦、坎坷的一生。1900年，母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兄弟姐妹五人，母亲排行老三，五岁开始裹足，六岁到了我父亲家做了童养媳，十八岁结婚。

　　婚后，随着子女的不断增多，老家的几亩薄地根本无法养活全家，不得已父母带着全家由安徽无为辗转南京八卦洲、丹徒世业洲、江心洲。1942年中秋节，当时正是抗日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大哥抛下大嫂和一个刚满周岁的大侄儿离家出走，由世业洲北渡长江经十二圩参加新四军，此走即是与父母家庭的永别。虽经多方打听，但都杳无音讯。可想而知给母亲是一个多么沉重地打击啊！

　　1944年秋，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已是母亲生育的第十一个孩子、存活的第八个子女，儿多母苦，这给本就十分困苦的家庭又增添了一份艰难。我出生100天，突然发病，已经两天不吃不喝，那晚舅舅来看我，发现摇篮中的我已奄奄一息，和父母商量，无钱送医院医治，就包包扎扎丢了算了，可母亲坚决不同意，并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半夜在母亲的体温温暖下，我奇迹般的活下来。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还挽救了我的生命，这是母爱的伟大力量，也是母爱的奇迹。

　　1946年，全家已达13口人，父亲又瘫痪在床，二哥也只有二十三岁，全家的重担落在了一双小脚的母亲的身上，经人介绍，又举家迁至江心洲。到了江心洲才知道，那时的江心洲素有“五墩六套”之称，大堤没有2米高，“潮来一片汪洋，潮退一片芦荡”，百姓生活是“芦柴柱子芦柴墙，芦柴板凳芦柴床，吃的芦柴笋、喝的芦笋汤，离了芦柴见阎王”。每年只靠夏季麦的收成，秋季基本无收，全家过着半饥的生活，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一直生活在愁苦之中。为了全家减轻一点生活压力，母亲忍痛将只有十六岁的唯一的女儿送去上海做保姆。

　　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正当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却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三哥毅然报名参加志愿军。临走那天，我和母亲把三哥送到了渡口。1952年3月的一天，正是春暖花开之时，接村农会的通知，我陪着母亲来到乡政府，乡长接待我们坐下，将三哥牺牲的消息告诉我们，母亲坐在板凳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泣不成声。回家路上，八里路，我和母亲手挽手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仅几天时间，母亲的面容陡然消瘦憔悴了许多。三哥牺牲后，除县民政局给予一次性抚恤金外，她没有向党和政府等组织伸过一次手要过钱和物。母亲的深明大义，给乡亲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称赞说：“潘奶奶是我们尊敬的好奶奶。”

　　我和小哥在外读书时，母亲时时刻刻把我们小哥俩挂在心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宁肯让自己饿着也要让子女吃饱。

　　1968年7月28日，母亲积劳成疾，走完了她68年的坎坷人生，与世长辞。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48年了，但母亲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勤劳善良、深明大义的优良品质永远让我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