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薛龙和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皇权专制的畸形产物，清朝尤甚。乾隆时，共发生一百三十余起“文字狱”事件。
乾隆四十七年发生的“海富润案”文字狱，就曾波及镇江谭氏回族。
广东崖州（今海南省）三亚村回民海富润，曾先后赴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地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乾隆四十六年（1781）学成，自陕西启程返乡。当年十月途经汉口，因病暂住观音桥礼拜寺内（今汉口民权路清真寺）。其间，结识裕兴帽店老板南京回民袁国祚，袁对海富润多有照顾，时常前往探望，并赠送《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清真释疑》、《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阿拉伯语和汉语书籍二十一本。次年初春，海富润病愈，便携带这些经书自汉口南归。
当时，正值甘肃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族、撒拉族等反清起义失败之际，各省官员皆奉旨缉查“散逃余匪”。海富润行至桂林时，因其发辫病愈后脱落，初蓄发辫，招致巡查官兵的注目。因他是回民，又从西北过来，从其行李中搜出经书若干册，随即上报。桂林知府贵中孚查看《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经书后，发现“至圣”的“圣”字未敬避康熙的庙号“圣祖”，且擅用“实录”二字。遂想借此邀功领赏，于是借题发挥，拿海富润下狱，刑讯逼问事情缘由，并连夜详禀广西巡抚朱椿。
朱椿接报后，将五种汉语书逐一签单，于五月十三日专折驰奏，进呈皇帝御览。同时，朱椿通知江南各省协办，要求所有曾给海富润传经供饭之人，都要逐一缉拿讯问。咨文称：“拿获回匪海富润，搜出汉字书五种，回字经二十一本。讯据供有同教之江宁袁二送《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板片现在江南等情。查汉字书内语多狂悖，签出进呈恭奏：飞咨檄饬所属，将袁二所赠海富润各书籍、板片搜查解京销毁，并严查袁二及作序之华亭县人改绍贤及著书之刘智、金天柱等，速拿到案，迅速办理”。
湖北巡抚姚成烈接到朱椿来咨，当即派人前赴汉口镇将袁国祚拿获，搜出所存书籍。两江总督萨载接到朱椿咨文后，立即命地方官员查办。江宁布政使刘墫同上元、江宁、华亭等县查拿刘智、金天柱、改绍贤及袁国祚家。而此时刘智早已去世多年，金天柱也久经外出，不知音讯，官府无从追查。为了交差，后将刘智之孙刘梦义拿获。经审讯得知《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书板存镇江回民谭在文家，遂又通过镇江官府将谭在文一家老小连同书本、板片查抄。时任提督衙门书办的改绍贤，也被松江府饬发到县讯问。不仅如此，两广总督还令皂司及雷琼道府搜查了汉口礼拜寺及远在三亚的海富润家，云贵总督富纲也密札石屏州知州亲赴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作序的、年已八十六岁高龄的赛玙家搜查。其他各省官员也在慌手忙脚地查拿曾给海富润传经供饭之人。一时间，普天之下回民人人自危。
乾隆接到奏章后，考虑到苏四十三起义刚镇压不久，回民紧张情绪尚未稳定，担心由此再次激起民变而“不胜其扰”。善营统治权术的乾隆，非但没有深究此事，相反却降旨斥责朱椿等查办官员。上谕递往各省巡抚衙门后，乾隆又相继接到湖北巡抚姚成烈、江苏巡抚闵鹗元及两江总督萨载等人关于查办该案中赠书、作序、刊书之人的折子。这使本不愿看到事态扩大的乾隆，大为恼火。遂通饬各省督抚立即释放拘押人员，停止查办，并以朱椿不谙事理轻重，将其革职降二级调用。此外，各省参与查办该案的官员，均受到降旨斥责。至此，这场从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二十二日，惊动大半个中国的“海富润案”落下帷幕。
“海富润案”事件中，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生存本能，镇江部分谭氏回族改姓“谈”，融入本地的谈氏回族中；另一部分则隐藏个人信息，远徙西北陕、甘、宁地区，至今他们的后人都一直坚称：自己的老家在江南。
“海富润案”后，袁国祚不顾年迈，专赴京城，托内务府呈奉全套精装《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给乾隆详阅，为安抚因此事受牵连的大批回族人士，乾隆特予赏赐。袁国祚兴奋返回南京，联系镇江谭在文，联手再版《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数部，特在前几页增加“恩纶叠沛”、“御览”等字样，并把广西巡抚朱椿的奏折，以及乾隆皇帝的御批全文刊录，致使该书一时呈“洛阳纸贵”之态势。谭在文刻版《天方典礼》还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此后，谭在文把自家经营多年的各类经书木刻板片悉数捐赠山巷清真寺收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镇江木刻版回族伊斯兰教典籍仍在全国发行，并被北京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等机构收藏，可见其影响力之广。可惜的是，这些数以万计的伊斯兰教木刻经板于“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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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伊斯兰教木刻版经书
我国早期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和伊斯兰哲学理论书籍大部分由镇江刻板、印刷和发行，为传播伊斯兰文化，促进文明对话，引导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贡献。
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对此曾有客观的评价，“在全国，其名较著、贡献较大者，则民国之初时成都经书流通社、镇江山巷清真寺、云南振学社、北平清真书报社。”（《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镇江历史上伊斯兰教刻经处有：京江谈氏刻经处、清真堂刻经处、西大寺信一堂刻经处、穆源学堂刻经处、德润书局、启承堂刻经处等。
从康熙年间到解放初期，镇江参与印书的穆斯林，以谭在文最早。其他还有童国谨、童琮、童镕、金全义、杨德诚、杨贯之、夏容光等，多以“京江童氏”、“京江谈氏”、“镇江清真寺”、“镇江城外清真寺”、“京江清真寺”等署名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