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符恼武是一位世界语者。他是镇江市世界语运动的开拓者，也是当时全国世界语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30年，父亲28岁，风华正茂，东渡日本参加九州国际世界语大会，考察世界语运动。但回来不及两年，于1932年3月16日不幸患脑膜炎逝世。为了纪念他从事世界语运动的功绩，讣告是用中文和世界语两种文字写的。省市两级报纸发出了符恼武逝世的消息。《新江苏报》于4月17日报道了召开符恼武追悼会的情况，称“为纪念符氏之劳绩和德行于17日下午二时在润商学校大礼堂举行追悼会”，“符恼武先生生平除对世界语运动有所努力外，对于摄影艺术更有研究，作品有大小千余件，现择下最精彩而能代表个性者三四百件布置展览室，琳琅满目，甚为奇观，决定全日开放，公开展览，以资纪念”。

　　父亲的墓在镇江西郊的牛门湾，墓碑上镌刻了一颗引人注目的绿星。父亲在弥留之际嘱咐家人将世界语的标志绿星刻在墓碑上，“文革”中墓碑被毁。我的母亲黄亚兰一向支持丈夫从事世界语事业。她1987年2月去世，按照她的心愿，与父亲合墓，在墓碑上仍按原样刻上了绿星。据说，镇江市的不少世界语者曾来这里扫墓，以纪念这位全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者。

　　父亲逝世那一年，我才3岁，对他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历年回乡扫墓，所见所闻，加上照片资料，渐渐在脑海里勾勒出父亲的形象。他受五四运动的启蒙，博览群书，富有新思想；他热爱世界语事业，不畏艰难，积极开拓新局面：他广泛交友，结识了国际国内许多著名人士，经常用世界语书信往来；他还用世界语为武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暴行，在国际上产生强烈的反响。他在短暂的一生中追求光明献身世运，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事迹已编入了镇江市地方志。

　　在镇江期间，我访问了市世协的负责人和一些会员。他们都以崇敬的心情向我谈起许多有关符恼武的事迹。镇江谏壁发电厂有位职工叫薛鸣亚。他热衷于研究世运历史，为了收集符恼武的资料可谓煞费苦心。我母亲曾精心保存了符恼武留下的珍贵资料，但在十年浩劫中已被当作“四旧”抄走，下落不明。薛鸣亚并不死心，仍千方百计寻找失散的资料。当他获悉上海世界语学会早期会员、南京大学国际经济教授朱一桂保存了一份上世纪30年代左右该学会会刊《绿光》(VERDA LUMO)上面有一则“镇江世界语运动勃然而兴”的新闻，立即借来扫描并复印数份赠同人。薛鸣亚还向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上海教育学院工作的温应时于十年动乱后整理幸存的书籍时发现了有几本印有《恼武藏书》图章的日文书籍，内容全是讲世界语的，书中夹有《TAGIGO》和一本《MATENIGO》第一期。其中载有符恼武和胡愈之、方善境关于组建中华全国世界语总会的通信。温应时将这些资料寄赠给胡老。薛鸣亚得悉这一情况立即投书胡老。不想胡老竟用颤抖的手给他复函，讲他已将这份资料转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后来薛鸣亚凭借这些资料撰写了《世界语运动在镇江》《世界语运动的先驱者符恼武》，使长期湮没的资料重见天日。 

　　回镇江时我还访问过宝塔路小学。当时宝小校长姓邱，他向我介绍，这所小学在上世纪30年代叫润商学校，是当年世界语运动的中心。符恼武就是在这里召开了镇江世界语学会会员大会并被推选为首届会长的。他还在这所学校出版了世界语刊物《黎明》(MATENIGO)，他的追悼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邱校长还兴奋地告诉我：“宝小又有了世界语班，这个班是1992年2月在市世界语协会和市牛奶公司支持下开办起来的。”那一天，正好是史雪芹老师给学生上世界语课。史老师先带领学生唱了几首世界语歌，又在黑板上书写了世界语课文。她带领学生朗读，又逐个提问。这个班的学生几乎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个个听课认真，神情专注，世界语读得朗朗上口。下课后，我访问了史雪芹老师，她以前是市牛奶公司的职工。1991年在全国第二届世界语大会上，她获得了演讲比赛冠军。为了推广世界语，她在牛奶公司领导的支持下到这个世界语班义务教学。后来成为这所小学的一名教师。1994年4月23日《镇江日报》以《绿色的种子》为标题，对这个班作了如下报道：“宝小世界语开学后，得到全国各地世界语者的关心。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中国分会会长张丹忱教授寄来了教材和读物。韩国釜山世界语协会秘书长张祯烈也曾两次访问了这个班。1993年，70岁的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李士俊先生从北京专程到镇江看望了这个班的学生，回京后他为宝小世界语班创作了11l页世界语儿歌，作为教材。1994年1月19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报道宝小世界语班的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3月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转来了国外世界语学生要求与这个班通信联系的信件。如今这个班的同学已与日本、韩国、阿根廷、波兰等国家学习世界语的小朋友建立了通信联系。”

　　看到父亲符恼武毕生为之奋斗的世界语事业在镇江如此欣欣向荣，我也感到无限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