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祖籍江苏如皋。说到如皋，冒氏可是大姓，冒氏书香门第源远流长，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就是他的祖辈。近代著名的诗人、词家和汉学家，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冒广生入京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之中。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

　　冒广生先生的祖籍虽为苏北如皋，但他清同治十二年（1873）生于广州，早岁从外祖父周星诒受经史、目录、校勘之学，为1894年甲午科举人。光、宣两朝历任刑部、农工商部郎中，东陵工程处监修官。

　　民国期间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浙江瓯海（温州），江苏镇江、淮安等海关监督，农商部经济调查会会长，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毛泽东、陈毅对其尊敬有加，曾虚心听取他的意见，称其“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1957年春夏天前往北京，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召见，赠毛泽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等书；1959年在上海病逝，冒广生先生是近代著名的诗人、词家和有精湛造诣的汉学家。著作有《小三吾亭诗文集》《疚斋词论》《冒鹤亭诗歌曲论著述》《四声钩陈》《蒙古源流年表》等。

　　冒广生在镇江期间重行刊刻元《至顺镇江志》，为繁荣镇江的文化事业做了有益的贡献。

　　1913年冒广生先赴温州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1919年又被委任镇江海关监督，他一直对地方文化十分感兴趣。任职期间友人建议他继承阮元曾校勘过宋、元两部镇江志的精神，重行刊刻宋嘉定和元至顺两部镇江志，当冒广生得知陈庆年正着手刊刻方志的事情，并已经刻了宋《嘉定镇江志》，但《至顺镇江志》的刊刻资金有困难，他就主动提出了助刻《至顺镇江志》的事。他找来了热心善举的乡绅，向他们展示从陈庆年处取来的元《至顺镇江志》的手抄本，提议刊刻之事，积极筹集经费。

　　元《至顺镇江志》为元代俞希鲁所修，他自幼爱读书，承家学。工古文，当时京口之碑文，多请他作，时与青阳翼、顾观、谢震，合称“京口四杰”。《乾隆镇江府志》称俞希鲁“学业浩博，淹贯群集”，“境内碑籍多所撰述”。他对镇江最大的贡献还是修撰了《至顺镇江志》，因此志在至顺四年刊行，故名之为《至顺镇江志》。俞希鲁编纂的《至顺镇江志》21卷，另设卷首、附录，留下了元代地方政府组织、城市经济、赋税制度、宗教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保存了大量的元代社会的珍贵资料和地方文献的散篇佚文，记载了众多的京口掌故逸事。有很多的史料弥补了《元史》的不足。这本志书编纂有方,体例严谨, 虽在编纂的体例上大致依据南宋的《嘉定镇江志》，但记事、考证上均较《嘉定镇江志》严密，对史事兴亡记载也更加详备。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 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从宣城张焘处获赠宋嘉定、元至顺写本《镇江志》两部，便在嘉庆年间进呈内府。并抄录两副本，一部藏在家中文选楼中，一部藏于焦山书藏，都是手抄本。著名学者陈庆年从焦山书藏发现手抄本后兴奋异常，曾居焦山书藏多日认真校勘了二志又亲自抄录了新本。

　　冒广生自从陈庆年处取得手抄本后，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刊刻经费，刊刻成后冒广生为重刊该志作序，并以诗记之：“考献征文老未疲，尺书飞报故人知。由来京口多耆旧，此后山灵倘护持。阮瑀盛名吾敢望，包咸豪举世交推。却愁乾道遗编尽，无复衰年再见之！”诗中用汉代文人阮瑀来借指清代阮元，以汉代包咸借指清代承担刻印的镇江盐商包良丞，叙说了一段镇江文人与各界合作刊刻志书的佳话（由包良丞出资，阮元撰联“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相赠）。

　　冒广生重行刊刻的《至顺镇江志》被阮元誉之“叙事精密,甚有法度”,可与元袁桷编纂的《延佑四明志》媲美。一直以来被元史学者推崇为元代编得较有价值的一部优秀地方志书，成为研究考证镇江历史发展的重要参考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