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金坛人，金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归属常州之前，一直隶属镇江。故我对外一直自称为“镇江金坛人”。在中小学的课本及书刊中，我早就知道闻名中外的金山白娘子“水漫金山”、北固山刘备招亲甘露寺、焦山炮台奋勇抗击英军侵略者、《华山畿》青年男女双双殉情等一系列的动人故事，还有“天下第一江山”享誉世界得天独厚的优美风景，以及我国第一部“体大虑周”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与第一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诗文选集《文选》等鸿篇巨制。镇江“江山如此多娇”的自然山水美景与“得江山之助”的底蕴丰厚的人文精神，这些难得的审美因素，便成为我二十年前选择受聘镇江高校的重要理由之一。

　　当我调入镇江这座城市与之零距离接触之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她是那样的亲切自然、温婉闲静、婀娜多姿而气质非凡。不过此时的我，还仅仅是处于为镇江“千古江山”的“满眼风光”客观审美的欣赏层面，只觉得能够生活在如此“城市山林”大自然的温馨怀抱里，委实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自得其乐的精神享受罢了。

　　我的镇江情结的加深，是由对镇江山水的客观欣赏到镇江人文精神的自觉掘探的角色转换开始的。其契机是1998年春由原镇江高专祝诚校长推荐我参加镇江市委原书记钱永波主持编撰《镇江——在江河交汇处升起》一书开始的。其中我承担 “镇江文化艺术成果”一章的写作任务。为写好此章，我到镇江、南京等地图书馆查阅了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编写纲目提交编委会讨论。孰料却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并作为“样板”而示范之，颇受鼓舞。由于那年暑假后我将赴北大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因此，暑假中我就夜以继日地抓紧时间研究写作。那年夏天异常炎热，旧宅无空调，只有落地风扇，加之此时自己尚未使用电脑，全靠手写。为防止手臂汗水浸渍稿纸，便将一只小塑料袋套在手臂上，不多时便可见袋内水汽氤氲。这样，终于在开学前完成了4万余字的稿子。由于炎热、紧张与长时间伏案写作的原因，结果竟引发了因颈椎神经过劳而出现的晕眩现象（三个月以后才得以恢复）。我为首次研究镇江人文精神能尽己绵薄之力而甚感欣慰。

　　世纪之交，时任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长的钱永波先生曾点名希望我撰写有关《文心雕龙》与《文选》的研究论文，作为镇江地方高校的学者代表先后参加在镇召开的《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可谓大师齐集，群贤毕至。因此，我有幸拜识了杨明照、王元化、王运熙、曹道衡、穆克宏、俞绍初等学术大家，眼界始阔，受益良多，阐扬乡邦文化之自觉意识陡增。

　　再后来，我任名城研究会理事，每年撰写论文，即便近几年受聘外地高校，我亦依然坚持提交年会论文。在名城研究会已出版的17集论文中，皆收录拙文（时有收入2篇者），现已发表有关镇江文史研究论文20余篇。其中《清代镇江文化氏族人文背景面面观》获名城研究会首届论文评比二等奖，《<春江花月夜>作者蠡测》《镇江人文精神及其原因刍议》等文在《镇江日报》发表后，反响强烈。在与市人大、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为全市中小学语文历史骨干教师培训班上，我反映镇江历史文化成就的四场讲座之一的《镇江文艺发展概略及其意义》学术报告也颇受好评。在名城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两套文化研究丛书及《镇江历史文化大辞典》中，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撰写的《镇江赋》（2009年3月30日《光明日报》“百城赋”栏目）、《复建北固楼记》（作为碑文悬挂于北固楼）、《诗话镇江二十四景》（与《镇江赋》一起为近年来《镇江交通旅游图》所选用），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此外，前不久撰写的关于镇江城市形象宣传语的《千古江山，满眼风光》与关于《新时期镇江精神之管见》之二文，发表后甚为社会所关注。

　　除了学术研究、讲座报告之外，我还利用课堂和学生一道发掘镇江文史之价值与意义。每当我为中文系学生讲授辛弃疾晚年作于北固山顶的《永遇乐》（千古江山）《南乡子》（何处望神州）两首爱国壮词的时候，心情总是无比激动地强调说：“中国最好的词在宋代，宋代最好的爱国词在南宋，南宋最好的爱国词人是辛弃疾，辛弃疾最好的爱国词就是“千古江山”与“满眼风光”，而这两首词就写在北固山上”。原本不高的北固山，此时此刻在同学们的心中便刹那间伟大而高峻起来，从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现在，对于镇江文史之研究，自然而然已成为我的一种责任担当与文化自觉行为。我虽非妙手，但我愿以自己的勤劳之手，与同仁们一起，为阐扬乡邦文化、服务文明建设而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