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中国新文坛上出现了许多风格各异的文学社团，他们出版了各自的文学刊物。这些文学刊物的争奇斗艳，把中国新文学的百花园装点的万紫千红，充分显示出新文学的繁荣景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不同影响的作用。

　　1924年11月17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发表杂文创作为主的文学期刊《语丝》,在北京创刊。对于《语丝》刊名的来源，据章廷谦在1962年《文学评论》“说说语丝”一文中介绍，《语丝》的刊名是在11月2日由孙伏园召集的、有七位撰稿人参加的筹备会上，在大家都想不出名称来的时候，由顾颉刚在他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书中任意找出了“语丝”二字，连缀起来似可解又不甚可解，同时也还像一个名称，便通过了，随即由钱玄同题签制版而成。

　　当时，许多曾经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不仅常常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而且多数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甚至像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风云一时的大家，也在四面游击，连一块真正属于自己发表作品的固定阵地也没有。

　　《语丝》的创立让这批从封建思想的禁锢中觉醒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带着对《新青年》的战斗意趣和精神风貌的深深眷恋，持有对未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热情与建设性憧憬，能够以此为武器来独立地发表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见解。

　　《语丝》预定的撰稿人共十六位，曾经在刊物中缝刊登过，说明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园、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清、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

　　“五四”运动的退潮导致了杂文作家的明显减少，许多作家很少或不写杂文。《语丝》的创刊使这种情形大为改观，大批作家重归或加入杂文创作队伍，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新加入者有林语堂、川岛等。他们以深厚的学养，通过对现实和传统的深刻洞察，持现代意义上的自觉批判态度使杂文在斗争中逐步发展为具有文学性的独立文体，使杂文的思想和艺术日趋成熟。《语丝》杂文因人而异，艺术上各有特点。刘半农《悼<快绝一世的徐树铮将军>》的反语，川岛《“西滢”的“吃嘴巴”》的泼辣，林语堂《劝文豪歌》的揶揄，钱玄同《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的出奇等等。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说过：“《语丝》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杂文，在当时最为流行，且开了这一派的风气，影响到许多青年作家的文笔”。

　　鲁迅先生是耸立在现代杂文园地上的一座巍峨山峰。他坚定地站在《语丝》的最前线，竭力为《语丝》呐喊，从内容到形式，他都运筹帷幄；从物质到精神，他都鼎力支持。1924年至1927年，鲁迅共创作杂文140多篇，尤以《语丝》发表的为最多。他的《野草》中的全部诗文，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里不少文章都发表在《语丝》上，《语丝》常常是鲁迅先生战斗的重要阵地。

　　由于《语丝》体现了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1927年10月，《语丝》周刊出版至154期，被奉系军阀查封。已经编好的155期和156期稿件移至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至上海后，《语丝》相继有鲁迅、柔石、李小峰任主编，编辑的更换，办刊宗旨、风格及编辑思路也有了不同的改变。据粗略汇总，北京时期《语丝》周刊主要有“随感录”“通信”“茶话”“酒后主语”“苦雨斋尺牍”“我们的闲话”“大家的闲话”“闲话集成”“闲话拾遗”“小品”“大家的小品”等10多个专栏。迁址上海后，除了“随感录”“通信”专栏外，仅有林语堂“萨天师语录”、川岛“溪边漫笔”、林憾“漫话”以及翻译类文章的连载等栏目。其内容多注重创作本体和学术本体，批评本体在版面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以前篇幅较长的文艺作品都无法在《语丝》上容纳，这时却每期都要登载一篇二万多字以上的中篇作品。这样的办法自然很聪明，一来可以充满篇幅，只要有两三篇长稿就可以出版一期，二来又不至于因谈时事或骂人的缘故而触怒当局，得罪人家，遭受禁止。但同时也失去《语丝》过去敢说敢道的真精神，不再为读者所重。1930年3月10日，《语丝》在出满第五卷后，便悄无声息的停刊了。共出版265期。

　　尽管《语丝》主要撰稿人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文学主张不尽相同，但由于《语丝》所刊文章中所显示出的共同态度，形成了一种冷嘲热讽、幽默泼辣而富有战斗性、批判性的著名的“语丝文体”，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尤其是为我国杂文和小品的发展和繁荣开创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