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是个办杂志的老手。从1926年到1936年，他主编了《兰友》《璎珞》《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文艺风景》《文饭小品》《现代诗风》等杂志。他的创作、翻译、编辑都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而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则更集中、更典型。

　　1932年，“1·28”日本侵略军燃起的侵战炮火，使上海的经济、文化、民生等各方面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使上海出版的各种文艺刊物几乎都先后被迫停刊。迫于这种大环境的压力，现代书局的出版家张静庐先生，想办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文艺刊物，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借以复兴书局的地位和营业。

　　而同时，同样因白色恐怖百般无奈，闲居松江小楼的施蛰存，也在探索一种在一定特定环境中，能让文艺期刊生存发展的新思想、新路子，以保全自己所办刊物避免祸乱。

　　张、施二人所见略同，且不谋而合。因施蛰存有办刊的丰富经验，在文艺界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既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关系，自然成了张静庐理想中刊物主编最合适人选。二人商定刊名就叫《现代》，一是因它属于现代书局，二则有“现代化、现代性”之寓意。

　　1932年4月，施蛰存走马上任。5月1日，《现代》月刊创刊。

　　施蛰存的办刊思想，体现在他的现代意识。要使刊物有影响，就要让刊物畅销，要使刊物畅销，就要迎合并引导读者的胃口，在不偏离刊物宗旨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它办得雅俗共赏。知道画报受读者欢迎，便在刊物上首开“画报专栏”。为了扩大篇幅，丰富刊物内容，吸引读者，刊物不断推出“创作增大号”“特大号”“狂大号”等。施蛰存特别讲究刊物形式上的生动活泼，不断探索开设新的栏目，“书与作者”“社中日记”“随笔·感想·编者”“文艺独白”等栏目都走到了当时其他文艺杂志的前列。张静庐在《在出版界二十年》中回忆说：“纯文艺月刊《现代》出版后，销售竟达一万四五千份，第一年的营业额从六万五千到十三万。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书局的信誉与营业额日益隆盛，已是全中国唯一的文艺书店了。”

　　作为主编，施蛰存把“自由精神”作为刊物的灵魂。《现代》“创刊宣言”声明：“这个文艺刊物没有任何一方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倾向，撰稿者也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选稿只依照编者个人的主观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本身价值方面的。”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施蛰存力争避开政治斗争的干扰，也突破那种帮派文学、同人刊物的小圈子，而是借《现代》来开辟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园地。尽管这一办刊宗旨当时多受怀疑，备受责难，甚至被鲁迅批评为“是一个心灵的幻境，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但是，从今天来看，时间作出了回答和最好的评价。这样的刊物还确实有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左翼作品几乎无处栖身的时候，《现代》对左翼作家和作品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经常报道进步作家的活动情况、写作动态。当丁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上海各报刊保持沉默，而《现代》却立即将此事公布；柔石等革命烈士遇害后，鲁迅写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就在《现代》第二卷第六期以首篇显著的地位发表；当茅盾的《春蚕》改编拍成电影后，遭到御用文人围剿时，《现代》又迅速地刊载电影剧照……。

　　施蛰存曾言：“我要让《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这是我的私愿。”事实也如此，从《现代》发表的作品看，鲁迅、茅盾、郭沫若、沙汀、艾芜、田间、冯雪峰、叶紫、巴金、老舍、郁达夫、叶圣陶、沈从文、王统照、戴望舒、李金发、林徽因、穆时英、周扬、丁玲、夏衍、何其芳、艾青、张天翼、郑伯奇等都在刊物上发表过许多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如：茅盾的《春蚕》《故乡杂记》，老舍的《猫城记》，郭沫若的《离沪之前》，郁达夫的《迟桂花》，巴金的《海底梦》，沙汀的《土饼》，艾青的《阳光的远处》等等。刊物确实称得上是“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这在当时上海出版界一度沉寂萧条的情况下，《现代》的出版，而且贡献出好多优秀作品，在现代文坛上产了较大影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是《现代》的贡献，也是编者的贡献。

　　《现代》的现代意识有如其诗所云：十里洋场聚九流，文坛新旧各千秋。这一办刊宗旨，成就了《现代》。不同倾向的作家，不同观点的理论，不同风格的作品，在同一刊物上并存，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从未有过，使施蛰存在中国编辑史上有了不可忽视的地位。《现代》所独有的这种自由精神、商业运作模式、包容性、开放性，都是一种突破、一种超越、一种现代－－永远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