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是我姑父的哥哥，算起来也沾点亲，个头只有1.5米左右，兄弟姐妹4个，排行老大。父母去世早，他每天起早贪黑忙活，帮衬着弟弟娶上了媳妇儿，自己却单身一人。老辈人说，以前也给他介绍村里村外勤劳朴实的姑娘，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妈临终前，拉着我的手，交代我要照应好弟弟。我答应妈，不能只想着自个儿。”

　　老陈种田是一把好手，更是我们村炒炒米的行家里手。每到年关，老陈便操起家伙，顶着刺骨的寒风，挨家挨户地炒炒米。请他炒炒米的常常排成队、连成线。老陈脾气很倔，却信守承诺，只要接下来的活，他极其认真，绝不马虎，总是提前一天到需要炒炒米的人家淘洗糯米，用开水过一遍，放进竹匾里发胀。第二天便可以炒了，灶膛用柴烧热，老陈往锅里抹上一层油，放进干净的黑色铁砂炒热，把胀好的糯米倒进铁锅，不停地翻炒，锅里噼里啪啦地响起来，每一粒糯米炒成均匀的3-4小节（绝不断开），用铁丝的筛子筛掉铁砂，留下的便是晶莹剔透的炒米了。芳香、筋道的炒米，让人忍不住狠抓一把塞进嘴里，直烫得哈气连连，嘎嘣脆，大呼过瘾。

　　老陈从来不会把米炒碎、炒煳，炒米颜色洁白璀璨，一时名声大噪，经常领着一帮乡亲，背着一口特制的大铁锅，提着一把大铁铲，走村串户，一路炒去。后来，他还借鉴王夏一带做炒米糖的经验，创造性地做出了“欢喜糖”。即把剖开的比乒乓球略粗的竹子，去掉节，放进糖稀拌过的炒米，上下一合，来回搓动，一会儿圆圆的像乒乓球似的欢喜糖（炒米糖）制成了。从此，砌房造屋、娶媳妇嫁闺女，回赠一袋欢喜糖成了流行的风俗。小叔跟着老陈学艺，火候始终略有欠缺，以至于他主动要帮我家炒炒米，我妈坚决不答应，宁可排队等老陈。

　　那时上学，每天早上，母亲总要从特制的坛子里，舀一筒炒米，给我泡一大碗，如果还能加一个蛋包子，真是一种美味了。有时把炒米装进口袋里，饿的时候，随时掏一把吃。过年的时候，给长辈拜年，一定要有回礼，除了给压岁钱外，往往还有一袋“欢喜糖”，讨其吉利也。每每年关时候，祖父都要带上几十斤炒米以及咸鹅、大米等，领着我去滁州和南京，分送给他和祖母的兄弟，那是我最开心的假期了。

　　当年也有走村串户爆炒米花的，一个有柄的铁球，一只炭炉和风箱，糯米或粳米放进铁球里，密封起来，把铁球架在炭炉上，一手拉扯风箱，一手旋转铁球，使铁球在炭炉上加热。加热到一定火候，把铁球从炭炉上卸下，放进麻袋里，“嘭”的一声，爆米花从铁球中迸出，落在麻袋里。爆米花虽膨大，但缺乏老陈炒米的筋道，我并不喜欢。

　　姑父家和我家隔着不远，一个在村后，一个在村前，而且就在我去谢桥上学的路旁。表哥比我高3个年级，我们经常放学后凑在一起玩。记得那时我俩突然迷上了刻字，找来瓦片或薄薄的砖片，在淘米洗菜的塘沿大青石上磨成正方形的印模，刻上“某某某之印”。可是，蘸上墨水，印在本子上，名字却是反的。那时候，我们尚不懂字须反刻。经过多次摸索，虚心求教，才终于刻出歪歪斜斜的图章。老陈住在姑父家的东边屋子里，闲着的时候，经常端着那只茶锈斑斑的搪瓷大茶缸，饶有兴味地旁观我俩刻字，我俩把劳动成果给他瞧，他呷一口浓得发黑的茶水，夸赞道：“好，好，好……”我俩暗暗嘲讽他不识字，故意追问他刻的是什么，他挠挠稀疏的头发，憨憨地笑着：“字认得我，我认不得它唉。”他喜欢孩子，尤其是表哥，学习好，长得秀气，懂礼貌。每次，我跟着祖母到姑父家玩，他都对祖母说：“老婶子，这两个孩子以后都会有出息的。”幸好，表哥和我没辜负他的期望，先后考上了大学。他一直和姑父商量，想过继一个侄子，给他养老送终。姑父和姑妈合计着把二表弟过继给他，其实，两家本就紧挨着，天天生活在一起，也就无所谓过继了。多年后，表弟在外打工，意外离世，倒走在了他的前面。

　　随着时光的流逝，老陈渐渐老去，没了炒炒米的那股力气。乡下的父老乡亲背井离乡，四处打工，再也不见年关时有人家炒炒米了，如今的孩子谁还瞧得上土得掉渣的炒米呢。那种过年时的热热闹闹，那种满村的炒米香只印在了我辈童年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