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话》创刊于1946年6月，终刊于1949年4月，上海联华图书公司出版，共出35期。由顾冷观编辑，陆守伦发行，是当时一本影响较大的通俗性综合文学期刊，创刊时经销处达80多个，遍及国内各大城市，并远销菲律宾与香港。笔者所藏8册《茶话》正是在香港所购，不知是否当初就销往的香港，还是后来由内地带去。

　　《茶话》并无创刊词，第11期“风雨集”栏目前有一小序，对“茶话”之意略有说明：“我们是在风雨飘摇之秋，现代无论是国家、社会、家庭、个人方面都感到十二分的惶恐不安。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对照‘茶话’的意义，不过‘忙中偷闲，苦中作乐’而已。”

　　这则小序写于1947年4月，正当国内酣战之际，对于处于艰难生存困境中的普通上海市民，《茶话》实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份精神慰藉：茶本是苦的，现实也是苦的，生活是忙碌艰辛的，政局是阴晦不明的，但人们也应当好自待之。由此可见，《茶话》的定位是普通市民大众阶层，是一本营业性质的通俗大众文学期刊，而非有政治诉求之党派刊物。

　　作为一册通俗文学期刊，那它就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完善自身，一方面要满足与日俱进的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一方面在竞争中要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茶话》追求思想性、趣味性、知识性、实用性。追求思想性并不陷入高深晦涩，追求趣味性并不堕入低俗下流，知识性与实用性也紧紧围绕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丝毫不与之脱节。这就是《茶话》对自己的合理定位：反映不断壮大的市民大众的社会观、价值观，反映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对他们的生活采取平视态度，不进行自以为是的说教。《茶话》体裁丰富多样，栏目的设置力图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长短篇小说、杂感随笔、地方游记、人物传记等栏目构成了《茶话》的基本形态。包天笑的小说离奇曲折，徐卓呆的作品幽默滑稽，钱今昔的散文化小说意境幽怨，胡山源的幼年杂忆系列文笔清新优美，郑逸梅的文史掌故趣味盎然。这些都让《茶话》在普通市民大众中愈发受到欢迎，销量也不断增加。

　　《茶话》的小说都以通俗作家的创作为主。这些小说在讲究趣味性的同时不乏深度关注。在《茶话》出版期间，上海市民虽然摆脱了日寇的侵略，但国民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相反，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们生活越来越艰辛。大家开始关注战争带给普通人的苦难，关注目下与实际生活有切实关系的衣食住行。《茶话》的小说正是忠实地反映了市民大众兴趣点的变化，前期小说多与战争有关，后期则转向描述人民生活。有些作品涉及对命运的叩问，对妇女麻木生命的书写，对社会恶势力的批判，对知识分子软弱性的揭露等，主题深刻，艺术性强。

　　随笔杂感类的文章内容，或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东拉西扯，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无不在其笔下；或是抒发世态炎凉身世飘零之感，用诙谐笔调侃衣食住行的艰辛。第22期刊登的《买西装》一文，作者就用诙谐幽默的笔法讽刺物价疯涨，调侃小知识分子的生活困苦。

　　地方游记全部图文并茂。图片虽然不是很清晰，但足以作为资料图片，可以看到许多现今已毁的名胜古迹。人们在八年抗战之后游览西安、南京、武汉、镇江、重庆、桂林等历史名城，一是对遭战乱后千疮百孔的胜地抒发悲怆感慨；二是表达将日寇赶出中国后的喜悦，抒发民族情怀。《茶话》还介绍西藏、新疆、台湾等地的历史现状、风土人情、起居服食。包天笑曾有两篇有关台湾的小说在刊物上发表：《番莲》讲述作家江淡云与一位番族女子的浪漫史，文章除却故事本身，对番族部落的优美风光，番族女子的率直天真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天上人间》则讲了教授学生一行五人台湾探险寻找天上大湖的事情，对当地风土人情有详尽的描述。

　　《茶话》作为一本以市民大众为读者群的期刊，想大众之所想，急大众之所急，对普通民众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会给以实际可行的指导，体现了《茶话》的实用性。面对屋荒，告诉人们“人多屋少怎样避免争吵”，对爱美的女性讲如何培养高雅的言谈举止，对于男女问题，则谈“怎样消除夫妇暗礁”“订婚是离婚的保证”“夫妇同工往往会发生仳离”等等。

　　壮观的作家群体，丰富多彩的内容，使《茶话》成为上海知名通俗文学期刊，它一方面保留了通俗文学游戏娱乐的性质，一方面又紧扣时代脉搏，紧贴市民生活，关注社会现实，较为完整地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上海市民的生存状态，是一本特定历史时期的上海市民心态史，其浓郁的时代气息，至今仍具有不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