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日子了，醒早了，再也无法入睡，时钟不偏不倚指在早晨5点。

　　最初那会儿，也是在这个点儿，我还在文工团。

　　大清早，家里最先起身的是母亲。蹑手蹑脚地起身，洗漱，很快便出门了，轻得听不见关门声。

　　家里离电台只隔一道围墙，二十分钟之后，墙上的广播喇叭随着音乐响起母亲的声音：“镇江人民广播电台……镇江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现在为您播报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

　　母亲是宁波人，声音柔软，细腻。在立体声调频广播还没普及的岁月，母亲的声音从广播喇叭或是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即使音质单薄，高频突出，依然比在家时还要甜美，妩媚。

　　播完天气报告和早新闻，母亲会插空回一趟家，忙忙家务。这个时候她会故意造出点动静来催我们起床。吃着母亲熬的稀粥，就着父亲买回来的油条烧饼，每个早晨，全家人围着小桌，听着母亲的唠叨，就像是听她播报广播节目。

　　母亲生得洋气，气质绝好，但不善交际，性格也属于那种孤傲，凄冷的类型。之前，母亲和父亲同在一个部队文工团，父亲是乐队指挥，兼任大提琴手。母亲在声乐队唱女中音。母亲平时在家非常喜欢听歌，女中音关牧村和罗天婵的。

　　母亲播音的名字叫“雨田”，没有电视的年代，小城播音员“雨田”的名字，家喻户晓，人所皆知。

　　后来，我调入刚刚筹建，急需招人的“广播电台”。

　　新鲜几天过后，很快觉得节目预告实在乏味。这么简单，照本宣科的活儿，对于像我这样当过那么多年演员的人来说，岂不太小儿科了？不过，我也只敢回到家里，饭桌上跟母亲发发嗲。

　　母亲当时已经是文播组的组长，里里外外备受尊敬，在家里，多少也带回了点儿惯性的“余威”。她不容分说，斩钉截铁地冲我说：“别总想着一步登天，别说你，北广学生来台里毕业实习也必须从头开始，当年央视的李瑞英她们，不也是像你一样，上早班，播预告，播天气，然后才上新闻的吗？”

　　我从此不再提不该提的事儿。

　　终于可以从节目预告升级到可以播“天气预报”了，对全城的广播听众来说，这是最能引起他们关注的动态信息，也是收听率最高的节目时段，我好像开始慢慢感觉自己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播音员了。

　　播音岗位的下一站是“专题播报”，这对播音员的语言、语感、语速、语音基本功是一个最恰当，最有针对性的训练过程。

　　母亲最先带我成为她的搭档，走进播音室，播起了每天的早晚新闻。

　　这感觉有点奇怪，在家还不时冒上几句镇江方言的我，要和母亲一道播报全市人民每天都在竖着耳朵听的新闻，刚开始，别说我，连母亲都不习惯。一进播音室我俩就乐上好半天，一个字或是一句念错了，停机后更觉着可乐。

　　新闻播音的关注度果然很高，上到政府，下到机关事业单位，包括电台上下，很快产生影响。自己没发觉，别人肯定看在眼里，渐渐地，我开始有点自我膨胀，骄傲自满。对反面意见全然不理会，我行我素。

　　“新来的那位男播声音很漂亮，很有激情，像大台出来的风格”……诸如此类的好评不绝于耳。

　　“我不喜欢那个男声播新闻，拿腔拿调，话剧念台词似的，做作”，另一拨人对我居然有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

　　一天晚上，母亲终于忍不住找我谈话了。

　　“别光听好话，反面意见对你进步有好处，何况人家说得一点不错，你播新闻的语调是不对，自己好好琢磨琢磨。”我相信母亲说的是真话，她是听见这些议论后，最着急的人。

　　母亲不止一次用播新闻的语感示范给我听，讲述句子中的重音、停连、气口和语势。私下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录音，反复查找和纠正新闻播音“客观”、“真实”、“鲜明”和“平和”的语境语感。直到被听众们广泛认可和接受。

　　省城广播界的播音前辈戈弋，胡德兰，对我们这对播音界“母子”早有耳闻。我的老师中央台播音鼻祖，夏青、葛兰、黎江、方成、虹云、雅坤在北京全国播音员培训班上，多次提出要见见我们这对广播界不多见的“播音母子”。

　　当年，我的一篇征文《妈妈，再教我一次》被作为获奖作品刊登在《中国广播报》上。可惜的是，母亲没来得及读到我的那篇散文……

　　父亲先走一步，母亲跟着走得匆忙，两袖清风的二老没给家里留下什么贵重的物件。最值得我珍重的，是那台一直陪伴母亲到临终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