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翻译外国文学成为一种时髦，翻译作品如“洪水泛滥”，大量的译作刊登在上海各大报刊上。但其中有不少译作选材不严、译笔粗劣，使读者不忍卒读，屡屡上当，翻译作品由此受到读者冷遇，翻译的“身价”也跟着跌落，书店老板一律不收译稿，并亮起了“不收译稿”的牌子，将译作拒之于千里之外。

　　鲁迅见此十分痛心。他感到这样做无异于杜绝外洋输入的精神食粮，也无异于减杀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力量。他对翻译表示了积极的意见：“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

　　1934年５月底的一天，茅盾与鲁迅谈及当前文坛因国民党当局采取图书审查制度，写东西比较困难。尔后又谈到《文学》连出两期外国文学专号，激发了作家的翻译热情。鲁迅认为，不能正面写文章，就用翻译来揭露时下的黑暗也行，以作借鉴。他提议：“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要有品位。”茅盾当即表示赞同。

　　相隔几日，鲁迅把想办一个杂志专登文学译文的想法告诉了黎烈文，请他一同做发起人。黎烈文欣然同意，并提议用“译文”二字，鲁迅和茅盾都表示赞成。

　　1934年9月，《译文》第一期出版，这本大32开的刊物，每月一期，六期为一卷，鲁迅主编了前三期后，交由黄源接编，但实际上从翻译到编辑，以至选刊图片，全由鲁迅精心计划，连与出版者签订合同都由鲁迅去做。

　　创刊号上，鲁迅、茅盾分别有三篇译作，黎烈文有两篇，另有瞿秋白一篇。鲁迅在创刊号上的《“译文”前记》中明确规定：“原料没有限制，门类也没有固定，直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

　　整期《译文》创刊号，还配备着精美绝伦、紧扣每篇文章内容的插图：由旧俄Ｖ·忒洛丕宁画的普希金像，普希金和梅里美的钢笔素描、苏联Ｖ·法曼尔斯基木刻梅里美像，苏联Ｎ·绥惠尔藉耶夫木刻的果戈理像，法国拉琼画的科佩像，以及三幅苏联和德国的木刻。

　　《译文》从创刊出至1935年9月停刊，又于1936年3月复刊，出至1937年6月终刊，共出版29期。鲁迅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译作，而且用了许多笔名，他认为“因为基础尚未稳固，不敢多拉外稿，又觉得一个笔名的译品太多也不大好。所以有时就用其他名字来发表。”创刊号上，鲁迅用许遐、茹纯、邓当世三个笔名发表了三篇译文，第二期中，又用乐雯、张禄如等笔名译了《俄罗斯的童话》等四篇。

　　《译文》所翻译的作品以苏俄东欧为主，并注重翻译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形式上，其编排与栏目均有特色，内容讲究图文并茂，又很有理论色彩，以“创作与评论并重”为其办刊宗旨。如胡风译的恩格斯给敏娜·考茨基的信，周扬译的别林斯基《论自然派》与黎烈文译的爱伦堡的《论超现实主义》。还刊登了作家论、作家的任务与作家对写作译介的文章，介绍了狄更斯、歌德、高尔基、肖洛霍夫的文学成就。捷克、波兰、匈牙利、东欧文学作品，也时常在这个刊物上与读者见面。

　　为《译文》经常提供译作的还有孟十还、孙用、许天虹、傅东华、巴金、曹靖华、茅盾、唐弢等。

　　由于《译文》的内容广泛，选材较严，翻译认真，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刊物，在读者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刊物一度停刊时，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译文》进行了“凭吊”。这本“是他发动、是他主办、是他心爱的刊物”，记载了鲁迅为造就“大群的新战士”所体现的苦心。而鲁迅则把《译文》譬喻为“戈壁中的绿洲”，反映了他为中国的翻译界坚持正确斗争的信念。《译文》也确是沙漠中一块战斗的阵地。由于鲁迅的指导，《译文》通过对被压迫民族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大力介绍，使人们“才明白世界上也有这么多和我们的穷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此而呼号、而战斗。”鲁迅以自己的翻译实践，有力地回击了反动文人对翻译工作的诬蔑，清除了阻力，使进步的翻译工作者鼓起勇气，坚持斗争。

　　由于《译文》在当时的影响及其重要作用，也为了纪念鲁迅的劳绩，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刊物《译文》，从开本、格式与图文都沿袭原《译文》的样子，同样很受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