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的多愁善感应该始于童年听戏时候的启蒙。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乡村大文化气息，很大程度上是由民间大大小小的剧团或草台班子营造的。

　　在东乡，比较流行的戏曲是锡剧和越剧，偶尔也有黄梅戏。每当农闲，会有戏班子来村里演出。母亲是一个戏迷，尤其擅长锡剧。那时候村村都在学习小井庄，母亲常常会帮着村民们排戏。锡剧的紫竹调、玲玲调，越剧的袁派和尹派，便是从那时候走进我的生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母亲曾在乡村小学教书。村里大多数人都识字不多，要完成乡里下达的演出任务，母亲常常要教会他们认识一些基本的字和唱腔。未到上学年龄的我，常常是一大串业余演员后的“尾巴”。

　　演出常常会安排在农闲的时候。四邻八村的男男女女，携了竹笛、二胡，村后的竹林会是他们排练的最佳地点。遮阴、清凉、幽静。有竹林的庇护，即使错了，也不觉得难为情。在他们的心中，静立的竹子会挡住那不成气候的曲调。竹笛穿越青竹，有一丝空灵。

　　大人们在排练的时候，孩子们是不会闲着的。一只螳螂，一只蝴蝶，都会赢得孩子们的关注和追逐。大些的孩子在听曲空闲，还会猜出谁对谁动了心思。庄生和珍便是那时候相爱的，在剧中，他们演一对恋人。因为双方家庭悬殊，珍娘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在决定角色的时候，珍娘就来我们家里提出不允许他们俩一块演戏。都是乡里乡亲，母亲答应了珍娘。只是没有了珍的配对，庄生却怎么也入不了戏。母亲终究没有找到合适的替补，乡里又催得紧，母亲只好一边排戏，一边提心吊胆地准备着珍娘的责难。每次看到他们戏里戏外的真真假假，母亲就无比地纠结。

　　东乡老街上有一个剧院，常常会有县里或省里的剧团来演出。父亲年轻时候，时间都是被各种学习会议占满。母亲看戏的时候，我成了铁定的跟班。夜黑，母亲胆小，尽管年幼的我起不了任何威吓作用，但两人走路时候的说话声总会给胆小的人壮胆。也因此，在乡村幽暗的土路上，会有一高一矮的身影。

　　真正能让我记住的是陪母亲到父亲学校看电影越剧《红楼梦》，徐玉兰和王文娟演的宝玉和黛玉。空旷的操场上早早地拉起了大白布当幕布，家家户户都搬了板凳占位置，黑压压的人，来迟了的人甚至坐到白布的后面。之前，我曾经在爷爷的收音机里听过，但不晓得什么意思。看到荧幕中两人传情的表演，才懵懵懂懂地晓得了庄生和珍两人演戏时候的眉目传情，为什么会让珍娘那样的恼羞成怒。因为听戏，我知道了不少缠缠绵绵的爱情故事，也记住了《祝福》里鲁镇上絮絮叨叨的祥林嫂。

　　工作以后，我的小城也常常有各种戏曲演出。在老单位一次联欢活动中，我表演的一段贾宝玉唱腔引起了同事的注意。从此，他们常常会在剧团来剧院演出的时候顺带拉上我。剧院不同于乡村夜场，亮锃锃灯光下，都是一群群中老年人，夹杂在他们银发飞扬的队伍中，我显得特别不协调。于是，常常会低头颔首羞涩地跟着。

　　咿咿呀呀，缠缠绵绵，同龄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陪我去听。好不容易弄来的戏票不能浪费，等到儿子可以带出门的时候，小人顺势成了我听戏的伴。热闹的器乐，偶尔的打斗，会让儿子有一些新鲜感，但时间久了，便不再愿意跟着。

　　电视走入寻常百姓家，应该是戏曲式微的开始。如今，戏曲如同古董，剧目的固化，演员队伍的不接，演出收益的惨淡，更是让戏曲进入尴尬境地。去剧场听戏更是变得小众。难得有剧团来演出，即使人家送了票来，也不常看。那一日，在苏州山塘的一家小戏馆里，一个简短的越剧唱段，要价150元。抱了不枉来此一听的想法，勉强点了一曲。看演员声情并茂的演绎，倒是觉得没有辜负不菲的价格。可是，现世的喧嚣中，又有多少人能够放慢匆匆的脚步，安静下来，用心听戏曲。我环顾四周，除了如同我一样远道而来的中老年人，几乎不见一个年轻人。照此想来，终有一天，这些地方戏曲，渐渐会化石般地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