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丹徒上党。几天前，我突然接到村委会打来电话，说我家的老房子成危房了，叫我回去处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蒙住了，老房子、老母亲，件件往事却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座普通的木结构的农家宅子，上下两层共六间。孩提时期的我，没有大人的陪同是不敢独自上楼的，因为楼上有老鼠。老鼠的胆子又大，不管白天黑夜，逮到机会就窜出来偷吃粮食，有时看到人不但不逃跑，还“吱吱吱”地叫着向你吹胡子瞪眼睛。除了我家那只老黑猫，谁也治不了它们，真气人！楼下三间比较宽敞，但家里养着鸡，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啯啯啯”地围着人转，有只大公鸡最会欺负小孩子，它能跳起来抢我碗里的饭吃，赶都赶不走。那些鸡个个都是跳高能手，母亲的织布机上，土墼垒砌的大灶上，高高的挂衣绳子上，它们翅膀一拍，轻轻一跳就上去了，真讨厌！

　　南开的大门有两扇，那门又厚又重，开门关门时都会发出“吱——嘎”的刺耳声音，像驴叫又像狼嚎。石头门槛已经磨损了不少，光滑得可以照见人影。房檐下的石板被雨水滴出一个个小洞，我的手指都能伸进去。门前老槐树下有张石凳，每天傍晚，我就坐在石凳上，眼巴巴地盼着母亲收工回来，因为母亲回来时衣兜里总能掏出些宝物来：几个桑树果啊，几枚野荸荠啊，运气好的话还会有几个野鸡蛋呢。

　　母亲很漂亮，高挑的身材，穿一身家织的粗布衣，上身是大门襟的蓝褂子，下身是扎着裤脚的黑裤子。母亲是瓜子脸，皮肤白白的，一把乌黑的头发盘成一个大大的发髻缀在脑后。发髻上插着一根银簪子和一根带滴水翡翠的发针。头上包一条白底蓝条纹的粗布头巾，将发髻露在外面，从身后看就像冰山上的一朵雪莲，真好看！

　　母亲不识字，但她勤劳能干。我家人口多，兄弟姐妹就有六个，我排行最小，大人们都喊我“老巴子”。母亲在生产队做工，为了多挣工分，她总是挑耕田耙地，推磨拉车的重活干。下工后又要操持家务：洗衣做饭、纺纱织布、缝衣绣花。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哐啷哐啷”的织布声把我从梦中吵醒。我咬着冻得“咯咯”响的牙齿，蹑手蹑脚地来到母亲身边。昏暗的油灯下，母亲穿着单薄的衣裳，拖着疲惫的身子趴在织布机上，一梭来一梭去地织布，头上还“呼呼”地冒着热气。母亲发现了我，呵斥道：“你个死老巴子，起来干什么？快去睡觉，别冻着！”我乖乖地去睡觉了，但眼泪却流下来了。

　　母亲不但勤劳，还很善良。那个年头，人们生活都很艰苦。每年四五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村里就有不少人家揭不开锅了。母亲就把自家平时省下的粮食一瓢一瓢地接济那些最可怜的街坊。

　　村里人都爱来我们家串门，特别是碰到下雨天。生产队不出工了，那些姑啊婶啊就捧着针线活来我们家，有的纳鞋底，有的绣枕花，围着母亲家长里短地聊个没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家是生产队开会的固定场所。要开会了，队长在村中吹几声哨子，喊几声“开会啦！开会啦！”不一会儿，堂前的三大间屋子就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站的站，蹲的蹲，连灶台上、水缸边上、母亲的织布机上都坐着人。在会议正式开始前，母亲就烧好了一大锅开水，在锅盖上放几只大碗，谁渴了都可以去舀水喝。散会后，母亲要在家收拾好一阵子。我对母亲说：“下次不许到我们家来开会，把家里弄得脏死了。”母亲教导我说：“人家看得起我们才来的，这是我们家的光荣！”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亮，那种极大的荣誉感溢满心田。

　　村里的孩子们也常把我家当游乐园。过家家、跳格子、抛石子、抓坏蛋，什么好玩玩什么。最好玩的是躲猫猫，床底下、柴草堆里、衣橱里、米缸里，只要能藏身的地方，一个都不放过。闹狠了，母亲就用尺子在桌角敲几下喊道：“好了好了，再闹下去，屋顶要被你们掀翻了！” 

　　1978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有幸考取了师范学校。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城里安了家。哥哥姐姐们也一个个都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我们村，村里很多人家都盖起了楼房，我家的房子就显得破旧不堪了。母亲也老了，可她不愿意跟子女一块生活，执意与父亲相依为命，守着那座老房子。再后来，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那座老房子就空着了，孤零零地站在那儿，顽强地与明月丽日为伴，与风霜雨雪抗衡。

　　唉，我的老房子啊，我亲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