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离开七里甸已经60多年，但它却是我魂萦梦绕，毕生难忘的地方。

　　我的母校——江苏省镇江中学就坐落在这里。母校给我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使我学有所成，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具有厚重人生价值的岁月。

　　解放初期，物资匮乏，老百姓生活普遍贫困。我们住校每月伙食仅6万8千元（旧币，折合新币6元8角），包餐制，八人一桌，中午两人合一碗素菜，每周四的中午才开一次荤。和我同坐一条板凳，同吃一碗菜的，是我的发小强连庆。他在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最后是在复旦常务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休的。晚上吃粥。这种伙食估计相当于今天城市低保户的水平，但是大家吃得非常香甜，每餐都是“光盘”，也没有出现营养不良的任何迹象。

　　住的条件与现在建筑工地农民工的条件差不多。一个班的男生二三十人住在一间大平房内，冬寒夏热。方便，要到室外一二十米远的公厕。洗脸刷牙洗衣服则到较远的一个“洋井”边。由于人多，经常要排队取水。然而每天下晚自习后，在这间陋室内却欢声笑语，七嘴八舌，彼此敞开心扉叫着对方的绰号，相互开涮、逗趣，似乎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忧愁、烦恼和心计这几个词。

　　每周六下午课后回家时，顺道到浴室去洗个澡，周日下午返校。那时镇江市区都没有公共汽车，遑论“穷乡僻壤”的七里甸？有时晚上八九点钟回校时，走在没有路灯的公路上，两侧坟茔不时闪烁着星星点点的“鬼火”。独自一人心里还真有点发怵，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后来走的次数多了，也就“浑身是胆雄赳赳”了。

　　几年清苦的住校生活，让我们深刻领会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经常到厨房去帮厨，使我们了解了炊事员工作的辛劳，懂得要尊重普通的劳动者。无论春夏秋冬，我每次换洗的衣服从来没有带回家让家人洗。那时没有洗衣机，也没有洗衣房，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后来连床单、被子也是自己洗。

　　那段时光过得十分快乐，不像当今的高中生，除了教科书和教辅读物，基本上就没时间读其他的书。做完了黄冈中学的试卷，又做衡水中学的试卷……题海无边，回头也看不到岸！我们那一代人则是十分幸运的，面对高考“麻木不仁”到竟没有感到任何压力，是那么从容淡定，该干嘛干嘛。“正课”学习之余，看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高考却成绩斐然。这得益于学校的办学理念和虽非空前但堪称绝后的师资队伍。从小学到大学，受业过无数的老师，但大多都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而王悦、顾介希、朱经之、王汝卫、严公畏……师长在课堂上的一举手、一投足和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不仅师出于南开、浙大等名门，更重要的是以他们诲人不倦和鸿儒硕学的人格魅力，使一茬又一茬弟子一辈子都难以忘却。

　　住校的生活磨砺，使我们摆脱了对家庭的依赖性，在以后的一生中，养成了严于律己、平等待人以及绝不敢暴殄天物，崇尚俭朴的品行。

　　大约在1952年，校内发生过一起“突发性”事件。起因是同学对某些生活问题未获及时解决而贴出了大字报。学校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就把问题解决了。此后一切恢复平静，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工作多年后，尤其是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后，我对当时的吴静渊校长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和怀念。虽然吴校长是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党出身，但对这件事的处理展现了吴校长博大的胸怀。他把那些“闹事”的学生看做自家不懂事孩子的“撒娇”，既没有处分、追查，也没有在档案上留下“案底”，高考时大家都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媒体不止一次报道过，近年来一些大学或中学的校友聚会，常以兴高采烈开始，以黯然神伤告终。其实这是当今社会人际关系日益冷漠、恶俗在友情方面的反映。昔日同窗多年后再聚首，共叙当年河梁之谊，本是一件人生难得的乐事，然而聚会时只要有一个人像土豪那样炫富；某个人志得意满地开着豪华公车来显摆，昔日纯真的友情就会荡然无存，即使当年彼此曾是刎颈之交，现在也将化作一缕青烟随风漂浮而去。

　　1990年秋，我们1953届高中三个班的同学回到母校举行的那次聚会，却成了每个人毕生难忘的历史定格。尽管很多人都是高知、高官，事业有成，成就卓著，但每个人都是那么低调、谦卑，尤其是在当年的老师面前，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谦恭和感恩。有几位行动不便的老师，是几位同学把他们从家中背下楼去参加聚会的，就像一个儿子在背着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那么自然、亲切。而那几位老同学有的是中央国家机关的正局级领导，有的是著名大学的教授、博导。这次聚会有几位同学出了经费的大头，但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赞助商”是谁。

　　那次聚会迄今已25年了，有生之年重返七里甸的概率甚微，然而它留在我脑海中的美好印记，却至死也难以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