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我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好多人都知道“太阳社”，而将“我们社”看做是“太阳社”的一部分，因而《我们月刊》也成了人们遗忘的角落，几乎无人问津。然而，在当时因“完全共产口吻”，“以文字为面具实行反动宣传”而遭到国民党政府查禁的《我们月刊》，在我国左翼文学发展史上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价值。它宛若天上的流星，虽转瞬即逝，但却辉煌耀眼。

　　1928年1月，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在上海组成了“太阳社”，成员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社内的党组织春野支部隶属中共上海闸北区第3街道支部。成立时，中共部分负责人瞿秋白、杨匏庵、罗绮园等出席。由于环境险恶，太阳社成员都以分散的方式活动，集体活动一般采取类似聚会的方式。

　　在太阳社活动过程中，1928年5月，太阳社成员洪灵菲、林伯修、戴平万等组成了“我们社”。“我们社”不同于太阳社等文学社团，它的成员不是来自“五湖四海”，而是带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即清一色的潮汕籍作家，他们大多数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广东辗转流亡抵沪的。洪灵菲、林伯修、戴平万就是“我们社”的中坚人物。其他成员还有陈礼逊、秦孟芳、罗澜、罗克典、李春秋等，这些人均为潮汕地区的文学青年。“我们社”成员的这种区域特征，在现代有影响的社团流派中极为少见。

　　“我们社”的主要活动是出版《我们月刊》。太阳社成员、诗人任钧，在《我们月刊》第三期上，用笔名“森堡”发表文章，他认为“我们社”是太阳社的“姐妹团体”。但“为什么要在太阳社之外另外成立这一团体呢？不太清楚。也可能主要是由于除《太阳月刊》外，当时还要出版《我们月刊》之故。因为据我们所知，除出版《我们月刊》外，该社当时并未有其他显著活动。”

　　不过，为出版新刊物而另外专门成立一个社团的看法，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再者，太阳社的《太阳月刊》由春雷书店出版，《我们月刊》则由晓山书店出版，别是一家。笔者手中仅藏有一册第二期的毛边本，为深究其原因，赴外地图书馆查阅了《我们月刊》第一期、第三期以及相关资料，认为有两点基本能说明“我们社”的成立缘由：一是“我们社”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且共同受一个党支部领导；二是“我们社”是由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两方面的成员共同发起的。当时的创造社与太阳社有着不小的纷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社”应是党组织为了平息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的争论，建立革命文学的统一战线而建立的一个新型文学社团。另外，笔者大胆猜测：“我们”二字就是联合一致的意思。

　　《我们月刊》于1928年5月20日出版，主要刊登革命文艺创作和翻译，力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积极参加“革命文学”论争。发表了王独清的《祝词》、石厚生（成仿吾）的《革命文学的展望》、李初梨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批评底标准》、钱杏邨的《“朦胧”以后》等评论，孟超、洪灵菲、戴平万、冯宪章、殷夫、森堡等的小说、杂文和诗歌，以及蒋光慈、林伯修、黄药眠等的译文。同时还刊载了高尔基、亚历山大洛夫斯基、加式金、林房雄、藤田满雄、田口宪一等外国进步作家的理论文章和创作。

　　刊物共出版3期。第二期出版于6月20日，第三期则迟至8月20日才出版。刊物出版的不顺利，意味着“我们社”的运作不顺利。在《我们月刊》上，曾经刊有“我们社丛书”的预告，后来实际上也仅出了洪灵菲的《前线》。1929年2月20日，“我们社”和晓山书店同时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我们月刊》停刊。

　　在理清了“我们社”和《我们月刊》的基本情况后，笔者认为，“我们社”的成立和《我们月刊》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革命文学战线的开始。这样，从“我们社”开始，中间经过“中国著作作家协会”，最后到“左联”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努力，最终宣告完成。“我们社”和《我们月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和作用，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