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渐渐明朗起来。

　　大教室里，评论家汪政开讲《让文学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当谈起汪曾祺的时候，汪老师的眼神里忽然就有了一种汪氏作品特有的味道，玉一样朗润，令人沉醉、沉迷，一如苏轼所言“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二十多年前，我尚是一个不谙世事深爱着文学的高中学生，第一次读到汪曾祺的《葡萄月令》，便被他的文风所深深地吸引，那本小开本《蒲桥集》，回想起来至今仍有余韵。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文学青年早已步入中年，这一路走来历经多少纷繁世事，曾经读过的许多作品像车窗外的风景一样一一掠过，不再留驻。唯有沈从文、汪曾祺等少数作家的东西，却让人反复品咂、回味不已。

　　汪曾祺早年就读西南联大，二十岁刚出点头吧，在说起李贺的诗歌特点时，他打了一个绝妙的比喻，简直语出惊人：别人都是在白纸上画画，而李贺唯独在黑纸上，色彩当然要强烈。教授用“夙慧”一词来形容他艺术上的敏锐和精确。大约一个人的才气是与生俱来的，当他经历了时间和风雨的积淀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对世界的独特感知，迥异于常人的不凡，是让人无比倾慕的。我时常想起那篇著名的《云烟赋》，那种平淡冲和里升起的一缕缕青烟，恰如他守慢从容的一生，时而疾缓有韵，时而水雾氤氲，时而葳蕤一片，都教人无法不惊喜：这些平平常常的散淡时光，到了这个老头的笔下，怎么就如此耐人寻味？

　　要知道，年轻时代的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并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据说他不服从学校安排，不去缅甸当翻译，实则上他的英语也不大灵光，去了也白搭。要知道，没有大学文凭，只能辗转到内地当个中学教员什么的。西南联大出了多少风云人物呢，相比较而言，汪曾祺的人生始终处于一种逼仄的灰色地带。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老头，凭他手中的一支笔，在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硬是把自己拉到了一种“烟熏绿”的色彩里。这是一种微微收敛的绿，一种生意袅袅的绿，一种永不褪色的绿。这种绿有思想，有厚度，有底蕴，经得起时间的打磨。

　　无疑，汪曾祺的作品代表着一种本味，这是舌头和味蕾最终相依相恋的一种本源之味。翻开汪曾祺的家史，我们不难发现，汪氏文本里一以贯之的散淡气和仙气，大抵与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祖父饱读诗书，回乡以后，自力更生，几年间置备了几千亩田产；到了父辈手上，除了田产外，还开了一家中药堂，在高邮县城屈指可数。他父亲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些生活中的点点细节，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汪曾祺。在那个文房雅趣薪火相传、精神基因绵延不绝的年代，汪曾祺享受着殷实富足人家特有的宽容、宽厚氛围，天生吃穿不愁的雍容气质，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了他的文字中。即便是在跌入了人生的低谷以后，也依然保持着独有的平和与冲淡。

　　一切都不会了无痕迹，一切都会归于平淡，一切都将重归美好。上世纪80年代初，因种种原因辍笔多年的汪老重返文坛，旋即以一篇《受戒》蜚声海内外，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相继发表了《复仇》《鸡鸭名家》《异禀》《岁寒三友》《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等多篇脍炙人口的小说，散文小品集《蒲桥集》《五味》《人间草木》等也是摇曳多姿、熠熠生辉。这些作品，像抚琴的松风，也像落雁的平沙，读着读着，常常让人的眼光刹那间变得无比柔软起来。

　　人生的时光，一页一页地翻过。上世纪90年代末期，某年某月、某个春天的早晨，正值青春的我在不经意间再次翻动了汪曾祺的小说，泛黄的书页宛如初始的古意——新麦，初柳，到处洋溢着寒戚戚的冷。当读到《鸡鸭名家》时，我好像起了一个大早，赶到河边散步，袖着手，瑟缩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倒却裹挟了一身水汽，正是那种簇新和动人，衬托得人一天的心情像游仙一般散淡。

　　至今依然记得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躲在被子里读《葡萄月令》的那句话“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那种笃定和闲适，让人感觉特别从容，特别有底气。

　　纵观汪曾祺的一生，并无中长篇小说问世，贯穿其文学生涯的，都是那些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代大家。今天，每当我们手捧汪老这些带着体温的作品，都会真切地感受到，那些东西看似平淡无奇，实质大有机心——即便是一段小小的生活场景，也有文学的辽阔、艺术的波澜，它默默地引领着你走向要去的远方。